今年，关于“高考状元”的炒作有点降温，转到了香港。如：港大录取了363个学生，其中21人是高考省市状元，比去年增加4个。又如：香港今年17名高考6A、5A“状元”中，15人挤向最热门的商科，更有一半人都选择“投行敲门砖”环球商业管理专业。又如：今年厦门的两个省理科状元都没有报考香港大学，但有两个来自厦门的往年省理科状元目前就读于香港大学。炒“高考状元”，无非是炒大学，可以看出高考入学的一种新的走向。但是，这类消息对“状元”们日后的成才，我以为没有多大意义。

　　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倒在于：“高考状元”今何在？有识之士作了调查，结果发人深省。云南教育厅长罗崇敏研究了1977年到2009年32年来全国的124名高考状元，他在6月25日公开发表调研结果：“他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的领军人物。”这个结论，为热衷于崇拜高考状元的人兜头泼了一盆冷水。无独有偶，中国校友会网总编、“高考状元研究”课题组专家赵德国今年也作了一个类似调查，调查了自1952年至2011年全国范围内的1400名高考状元，现有的职场状元名单中出现了高考状元的身影(两院院士)，但交集非常少，且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高考状元。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高考状元无一人成为职场状元。两个调查结论，不谋而合。当年高考中了状元的，离校投身社会后，大多成了“仲永”式的人物。年轻时考试成绩了了，参加工作后大多湮没无闻，有的成了全职太太。

　　这是什么道理？

　　道理并不复杂：“高考状元”也者，只是高考分数得了第一。为了追求这个高分，他们往往把全部精力用于解题、用于死记硬背。时间是一个常数，你把全部的精力都用于背书和解题，不免顾此失彼，他们的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必然大受限制。为应付考试而去解许多怪题、偏题，即使得了高分，很可能是造就了一批高分低能的人物，而他们本身的创造性、想象力、彩色思维，则很可能被抹杀了，而后者正是培养一位顶尖人才（院士或全国劳模）所必具的品质。“高考状元”多数只有分数的优势，从小死读书，擅长解难题，他们一旦走向社会，其死读书的短处就显出来了。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不是全部）难以成为顶尖人才，便不是偶然的了。

　　“职场状元”是在投身社会实践之后动手做出来的，是将创造性的思维转化成创造性的劳动成果，获得高端的物质产品或精神产品被评上的。个人在职场成功的关键因素并不全部在于智力，而在于个性、情绪智力和持之以恒的毅力等非智力因素。考察一个人的真才实学，主要标尺是看他能不能做到活读书，能不能活学活用书本知识来解开社会实践、科学研究和生产实践中的各种难题。“高考状元”大多内向、高傲、情商较低，动手能力较低，易成“象牙塔内的状元”。如果未在大学调试好，进入社会后短期内将很难适应工作。俄罗斯的知名导演斯坦尼所说过的：“没有顽强的细心的劳动，即使是有才华的人也会变成绣花枕头似的无用的玩物。”许多“高考状元”正是如此。他们毕业后在职场中对于遇到的难题，因高分低能而束手无策，终于也成了“绣花枕头似的无用的玩物”。

　　对“高考状元”的崇拜，乃是对分数的崇拜，当然也是对应试教育的崇拜。这里且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既然“高考状元”难成“职场状元”，我们就不必过于追求分数，不要把“高考状元”看得过重。分数是要的，学历也是个好东西，但过于看重分数、学历、考试名次，有时可能走向事情的反面。我们对于应试教育的严重弊病和消极后果，应有进一步的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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