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汉华：尽管其他法律加大了执法力度，可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难度很大。一个是靠民事执法来保护，但是成本非常高，而且取证困难。另外一个是用刑事执法，《刑法修正案（七）》将非法提供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纳入刑事制裁范畴，可其中的相关规定比较模糊，并且刑事制裁还是一个事后手段，并且各地的进展不平衡。

　　京华时报：行政执法能否成为一种有效方式呢？

　　周汉华：缺少个人信息保护法，现在的行政执法处于一个执法权高度分散，没有专门的执法部门，执法者和被执法者很多情况下角色划分不清晰，行业执法部门负责本行业执法，存在利益上的纠葛，行政执法上力度非常弱。

　　京华时报：国外的个人信息保护状况如何？

　　周汉华：世界上已经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专门法律对个人信息进行保护，其中大部分法律都是最近十多年来制定或修订的。如欧盟修订《隐私保护法》，奥巴马政府制定了《消费者隐私权法案》等。这跟现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科技的高速发展密切相关。除政府层面，国外大企业对保护员工的个人信息同样十分重视。很多公司都建立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内控机制。

　　十八大报告强调“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依靠传统方式来管理互联网市场已经不合时宜。中国亟须早日启动个人信息保护法立法进程，就个人信息安全制定专门法律，并付诸实践。本报记者孙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