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中的很多情节设置，都是围绕“阶层”作文章。比如郝省长的官复原职、金月姬的门户之见、周郝两家不相见等情节，都体现了电视剧力图申说原著小说里梁晓声对社会阶层差距的客观存在这一种创作意图。
而在周楠身上，同样映射出“阶层”这样一种理念的加诸于身。
周楠的生父骆士宾，在梁晓声的构思里，是作为一个“资本”的代名词出现的。
在文革的年代，“资本”受到压制，骆士宾只能躲在地下，搞一些见不得人的小生意，维持生计。
最惨的时候，是骆士宾与水自流还被当成了“投机倒把分子”抓了起来，在狱中，骆士宾打架斗殴，有意思的是，骆士宾这么一个强悍的、咄咄逼人的人，却在狱中的不知怎么一回事的斗殴打架中，被人修理了，从而失去了生育功能。
这也意味着，文革的那个特殊年代，给“资本”予以严厉打击，而且让“资本”的生命力带着先天的缺失。即使在后来风和日丽的时机，“资本的先天缺失”也要无可挽回地发散着影响。这是日后骆士宾坚执地要寻回周楠的动机所在。这意味着“资本”需要寻找自己的“继承人”，因为“资本”本身就是自私的，正如自私的“基因”一样，只传自己的血缘继承者。
相对而言，为什么秉昆高尚？在他的眼里，没有“自私的基因”一说，他看到的是生命本身的价值，人性应有的光辉，因为周家的传统，就是重视亲情，而不像骆士宾这样的“暴发户”无父无母，一旦发迹，纵欲无度，滥情滥欲，电视剧显示，后来他的妻子曾珊至少是他的第三个女人。
当然，秉昆也有误区，毕竟他也是人，带着“基因传承”的原欲，当他最初看到郑娟的时候，也产生了本能的欲望，但他受制于周家的至少从表面看起来“无欲”的亲情氛围，而压制住了这种欲望的宣泄，从而使秉昆始终站在了人性这一边，而没有像骆士宾为代表的“资本”那样肆意纵欲的那一边。
骆士宾在1972年这个特殊的时点，他所代表的资本的力量，在尚未压制的情况下，并且爆发出野蛮的属性，就是“资本的基因”，寻找着出路，驱动着骆士宾，扩大着这份基因的夺路狂奔。
这就有了骆士宾对郑娟的性侵。
在电视剧中，郑娟向秉昆倾述她被骆士宾强暴的时候，特意强调，她是被打断了一根肋骨，才无力抗拒，并由此怀上了孩子的。
这不仅说明了骆士宾是一个“强奸犯”，而且是一个“行凶犯”。
把一个女人打断一根肋骨，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问题？
如果郑娟在法庭中，亮出自己肋骨被打断的证据，那么，“资本的原罪”，就应该从骆士宾在1972年的一次烛光斧影的酒后乱性中追溯其一直潜伏到改革开放年代的最早前因。
周楠作为一个“资本的孽种”，却在周家身为工人阶级的氛围里，被感染成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伟岸的人。
在梁晓声的原著里，周楠在成人之后，受到了骆士宾为代表的资本的诱惑。
在小说里这样写道（见小说下部116页楠楠的一段自述）：“当我知道自己居然还有一位是老板的生父在世，他向我保证他能完全改变我的命运，让我住在好街区好房子里、以后生活也很宽绰时，我简直没法不被那么一种生活所吸引。”
在梁晓声的小说里，周楠在美国被枪杀是见义勇为而死，当时有一伙枪手，冲到了校园里，欲杀害同学，周楠用身体护住了第一个学生，枪手转而又将枪口掉向了另一个无辜者，周楠再次用身体去挡住了罪恶的子弹。
这个设定，有着周家的优良的来自于工人阶级传统的规定与注定。
但在电视剧中却改变成周楠在回国的途中，作着准备用骆士宾给的钱、买一辆代步车的打算，然后在路上，遭遇到了一群劫路的歹徒，当歹徒责令交出身上钱的时候，开枪了。
在一闪而过的镜头里，有周楠逆向而上的朦胧的暗示，但已经没有了小说原著里非常明显的见义勇为的壮举，至少在小说里写道，周楠两次试图用身体挡住歹徒的子弹。
小说里周家人在回顾为什么周楠有在美国的英勇壮举的时候，着重从家学渊源里，寻找周楠所作所为的文化与理论动机。
在小说中部第161页，周家兄妹曾经讨论过周楠为什么在异域他乡，表现出那种罕见的出手救人的行为。
周蓉是这样说的：“想不到，但并不奇怪。楠楠的做法，太像咱们周家的人了。秉昆非要争这个儿子，是为了让他像咱们周家的人，而不是成为骆士宾那样的人。如果他在骆士宾身边生活过两年，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行为。”
秉义也认可这种观点，提到“父亲年轻时就是个见义勇为的人。”
周蓉继续阐发说：“楠楠虽然与咱们周家的基因没有一点儿关系，但他可是咱们光字片老房子里长大的，我见到咱爸给他和聪聪讲杨家将故事的情形。咱爸讲到杨二郎为了让兄弟们夺路而逃，力举城门结果被活活压死时，楠楠那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咱爸说的是：‘你俩都给我记住，在危险时刻，无论是为了同学，还是以后为了同事、工友，咱们周家的人都得上！’聪聪问：‘为不认识的人也应该那样吗？’咱爸说：‘危险关头，总得有人为不认识的人那样做！”
在小说原著中，周楠曾经比较过秉昆与骆士宾之间的差异，明确地界定了周楠的最终站位，小说里的周楠是这样说的：“但我现在明白了，……那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他不能给予我你们这样的亲人和朋友。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所认识的人全是他企图利用或企图利用他的人。他没有亲情实际上也不需要亲情，他非要争夺我这个儿子，只不过是想使他的人生看上去更完整。”
所以，电视剧里至少在周楠的刻画上，偏离了小说原著的设定。
梁晓声小说中描写了骆士宾为代表的“资本”的力量，其渗透在骨子里与“原欲”一样具有的天然的掠夺的属性，不仅决定了他要钻空子实现“基因的侵入”（强暴郑娟），还要进行“生存的侵吞”，在小说里，写到骆士宾甚至对秉昆说：“连郑娟一并转让给我，你会获得更多的补偿费”。
小说里提到骆士宾企图入股秉昆所在的饭店，而在电视剧中，骆士宾也裹胁着资金的洪流，成了秉义的座上宾，其目的，还是想施压周家人，走“曲线”路径，从外围入手，包剿秉昆，试图得到周楠，本质的意图通过资本的投入，来实现他对“流失的基因”的收回与回收。
周家人身为“社会阶层”中的底层民众，用以抗衡“资本”打击的武器就是传统的文化价值理念与“人情”这一的民众依仗的抱团秘籍，包括杨家将中传承的见义勇为的精神，甚至能够让“资本的基因”的继承者如周楠，实现了自己的脱胎换骨，背叛了他的基因施予者沉淀在他血脉中的自私因子，而在异域的土地上，展现出人类的崇高精神，光大了周家的精神能量。
这也是梁晓声用他的阶层理念，落实在“资本”的扩张冲动中所看到的社会的真正正能量与“人间正道”所在。
但是在电视剧中，周楠的形象，仅仅是一个阳光男孩，而他身上体现出的深刻寓意，已经荡然无存，不能不说在这一点上，电视剧只能在言情剧中做做文章，而在深刻的社会剖析与中国文化的张扬上，却力不从心。这不能不说电视剧给人一种避重就轻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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