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00后10后比80后90后少1亿多人 令人难以置信
最近，80后、90后、00后的人口统计数据，在网上引发热议。随着出生率日渐下降，人口问题成了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我们知道，人口对于经济、楼市、城市都意义重大，而人口问题，也成了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关卡。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出生人口峰值出现在80后这代人身上，1980-1989这十年出生的人口为2.22亿。到上世纪90年代，这个数据开始出现下滑，90后有2.1亿人，相比80后略有缩水。而到了00后的时代，出生人口就只剩下了1.63亿。
2000-2009年出生的人口，比上一个十年少了整整4700万！
出生率下降的问题至今仍在延续，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在接受采访时语出惊人：“20后这一代人，甚至会比10后少30%-40%的水平。”
中国每个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变化明显，1970年代之前，这个数字约为6，即每个妇女生平均生6个宝宝；1990年，变成了2左右；如今这个数字已经降至1.5左右。目前我国女性的平均生育水平，不仅低于全球平均的2.47，也低于高收入经济体的1.67。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出现三轮婴儿潮，分别为1950-1958年的年均2100万，1962-1975年的年均2628万，1981-1994年的2246万，之后逐渐下滑至2003-2012年的1600万上下，在这种背景下，独生子女政策终于有所松动，2012年末国内决定实施单独二胎政策，但效果不及预期。
2013-201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1640万、1687万、1655万。2015年末中央决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出生人口在2016年达1786万，创2000年以来峰值，但也仅仅比上一年多了一百多万，到了2017年即下滑至1725万，2018年再下降200万至1523万，2019年为1465万。
开放二胎后的效果并不明显，可以预见，即使开放三胎政策对减缓少子化的作用也微乎其微。
2019年中国总人口为140005万人，首次突破14亿，较2018年增加467万，人口增量持续收窄，自然增长逐渐放缓。
1949年中国人口（不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5.4亿，1981年突破10亿，2019年突破14亿。中国人口从8亿到10亿，花了12年；从10亿到12亿，花了14年；从12亿到14亿，花了24年。
2016年《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2020年中国人口为14.2亿人，要达到这一预期目标需要2020年中国人口增加约2000万，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社科院2019年曾做了一个预测：“如果中国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即平均一名女性生育1.6个孩子），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按照我国女性如今1.5的生育率，不用等到2027年，我国的人口负增长就会提前来临。
2019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5，但随着生育堆积效应消失，生育率还将进一步下滑。以1.5的总和生育率估计，中国人口将在2024年前后达到峰值。人口见顶之后前25-30年内萎缩速度较慢，但随着1962-1975年高生育率时期的出生人口进入生命终点后，萎缩速度将明显变快。
要知道，中国早些年的发展就是靠人口红利的拉动实现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成就，前三十年离不开所谓“人口红利”的贡献。中国农村地区丰富、低廉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起改革开放前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
随着人口总量萎缩，中国的大市场优势将逐渐丧失，综合国力也将受到影响。未来我国出现劳动力短缺，工资成本快速上升，中国的“人口红利”渐渐消失。
其实，一个社会是否愿意多生孩子，并不完全取决于夫妻间的感情，更多来自于生孩子背后的“成本”。
处在农业社会时，每个人的劳动产出都有上限，每多生一个孩子，意味着将来多一个劳动力，少一分吃不饱的风险，养老多一份保障，这种权衡下，人们几乎能多生就多生，人多力量大。
如今，随着城市化的进程，经济成本高、教育成本高、房价高、就业压力大等众多原因，很多年轻人的生育意愿被压抑了。
例如，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多年来持续攀升，今年又创了历史新高，达到874万，比去年多了40万。这么多的毕业生，在给各行各业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就业压力激增。在今年春招季，毕业生的应招人数比去年多56%，但企业对应届生的招聘规模却下降了22%。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同时，居高不下的房价也在“劝退”一部分人的剩余计划。毕竟对于很多人来说，要先买房子再生孩子。过高的房价，也会影响到出生率。
还有就是，教育成本明显攀升，之前写过文章《
下跪的学生家长，深圳要开始对学区房动手了？
》里面就提到深圳就是一个例子，对很多人来说，别说是买不起房子，甚至连小孩上学，都是十分艰难的事情。
面对下降过快的出生人口形势，多地执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正在悄然转变。
继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篇删除了“实行计划生育”内容后，6月3日，《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提倡一对夫妻(含再婚夫妻)生育两个子女。”
6月9日，宁夏在修改的计生条例中删除了公职人员“超生即开除”的规定。此前其还提出，鼓励用人单位在子女0至3周岁期间，每年给予夫妻双方各10天的共同育儿假。
此外，今年以来，多地还出台了系列鼓励生育措施。比如，北京调整了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广东要求全面落实产假、贵州提出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等予以辞退等。
人口学者、全球化智库（CCG）特邀高级研究员黄文政认为“这些政策，有些是对过往政策的纠偏，有些是对国家政策的响应，总体来说是朝着宽松的方向在发展。”
目前各国通行的鼓励生育政策，可以划分为三类：即财政支持（即对有孩子的家庭发放现金、食品券，或减免税收）、日托和教育支持（即教育补贴）、怀孕和生产期福利（比如有薪产假）。
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辉等人发现，补贴的效果在经济意义上不显著。其在《新中国70年人口变迁与老龄化挑战》一文中指出，平均消耗10%的GDP作为补贴，才能使每个家庭多生育一个孩子，成本很高。
放开生育不过仅仅只是打开了一道门，无法直接解决人口危机，当一个社会，没有容纳年轻人的安居之所，不能给予孩子平等的教育环境，就根本难以改变年轻家庭对生养孩子的忧虑。
人口危机，这个我们以前嘲笑日本、韩国的话题，现在真的离我们自己越来越近了，需要等待一场改革。学一学澳门、香港建立完善生育的支持、幼儿养育，优化相关的孩子配套政策，仅仅摆出我要奖励生育的姿态，空喊所谓的口号，并不能驱动年轻人的生育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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