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十二月会被称为“腊月”？腊八节是如何产生的？腊八粥是否真的要用八种食材？除了腊八节，腊月还有哪些风俗？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就让我们一探究竟吧。
何为腊月
《左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则为战争。古代的中国被割裂成许许多多的侯国，侯国之间的战争不断，强国想用战争的手段掳掠、抢夺、吞并小国，而小国也只能以牙还牙，用战争的手段保卫祖国。祭祀则是宗教活动，人们希冀通过祭祀神灵、祖先来得到他们的庇护和保佑。十二月是年终之月，它表示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又将开始，所以，古人对十二月的祭祀特别重视而又顶真。
祭祀
《礼记·郊特牲》中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蜡也者，索也。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这段文字表述得很清楚：天子在十二月有八种祭祀活动，叫作“蜡八”，而“蜡”的意思就是“索”，到了年终，天上地下的神灵鬼怪就要向人间索取祭祀的食品，同样，人间也希望通过祭祀向神灵鬼怪祈求庇护保佑。
礼记
而到了秦朝，人们不用“蜡”而用“臘”，《说文解字》中释：“冬至后三戌，臘，祭百神。”而汉代经学家郑玄则是这样解释的：“臘，谓以田猎所得禽祭。”根据他的说法，由狩猎而获得的“野味”叫作“臘”，用“臘”作祭品的祭祀被叫作“臘”或“臘祭”。“腊”原义是指干肉，后来与“臘”通用，到了现代，又成了“臘”的简化字，“臘月”也被写作“腊月”，人们对“腊月”名称的由来也产生了异义。
古人以六十甲子记日，六十甲子中有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等五个戌日。古代腊祭的时间就定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2020年的冬至是农历十一月初七戊戌日，其后第三个戌日就是农历十二月十四甲戌日（公历2021年1月26日）。由于腊祭一般是在农历十二月举行，所以这个月也就被称为“腊月”。
腊八“七宝粥”
周朝的冬日祭祀叫作“蜡八”，而蜡、腊、臘的字形和发音十分相似，于是“蜡八”后多被讹作“腊八”，原来定于冬至后第三个戌日进行的“腊祭”也被讹作“腊八”而被固定在腊月初八，如《荆楚岁时记》中讲：“十二月初八日为腊日。”腊祭是汉代以前的皇家隆重的冬日祭祀活动，在汉代以后就衰落下来了，大概到了唐宋以后，这种风俗与佛教相结合，成了佛教节日——腊八节。
记录北宋风俗的《东京梦华录·十二月》中讲：初八日，街巷中有僧尼三五人作队念佛，以银、铜沙罗或好盆器，坐一金铜或木佛像，浸以香水，杨枝洒浴，排门教化。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腊日，寺院送面油与门徒，却入疏教化上元灯油钱。
腊八粥
寺院施粥
可见，北宋时寺庙在腊月八日还会举行“浴佛”等活动，而“腊八粥”正式名称则是“七宝五味粥”。僧人分送“腊八粥”，增进了与世俗的情感，以此推广佛教。后人作《腊八粥》诗云：
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七宝美调和，五味香掺入。用以供伊蒲，藉之作功德。僧尼多好事，踵事增华饰。此风未汰除，歉岁尚沿袭。
佛教尚七，许多事物都是七件一组。佛教将七种珍贵的宝物合称为“七宝”，现在上海的“七宝镇”得名于这里的“七宝寺”。至于“七宝”是指哪七种宝物，说法不尽相同，其中一种说法是金、银、琉璃、水晶、砗磲、珊瑚、玛瑙。寺庙在腊八节煮粥时会添加七种食材，诸如豆类、干果、果脯等，所以被称为“七宝粥”。
由于是在腊八节时食用，加之，七宝粥中的“七宝”加上米，就有了八种食材，于是七宝粥也就被叫作了“腊八粥”。实际上，以前物资短缺，农家拿不出七八种食物熬粥，所谓的“七宝粥”、腊八粥往往就是糖粥、赤豆粥，只要是在腊月初八吃的粥，一律就叫作“腊八粥”。如今，许多商店、超市有按比例配比的“腊八粥”，买一包回家熬粥，非常方便。遵守习俗煮一锅香甜的腊八粥来祈求吉祥，也许真的就会给你带来好运。
吴曼云《江乡节物词》云：
双弓学得僧厨法，瓦钵分盛和蔗饴。
莫笑今年榛栗少，记曾画粥断齑来。
“双弓”指代“粥”字，“蔗饴”就是糖的意思。“画粥断齑”说的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苦学的故事，诗中的这碗腊八粥多了几分励志的味道。
清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岁时》中讲：庵寺僧徒日打斋，粥分腊八按门排。干菱炒栗兼兜凑，更有庵尼送满街。（作者原注：十二月八日，各寺僧设豆糜、杂糜、菱、栗于中，名“腊八粥”。女尼以秫煮熟风干，入釜爆之，大倍于粒，名“兜榛”，以馈檀施。）
上海的腊八风俗与其他地方大同小异，但上海的尼姑庵还用“秫”（即一种黏性较强的高粱，但从其他著录综合分析，这里的“秫”应该是“珍珠米”，也即玉米粒）煮熟风干，再入锅中，翻炒，使米粒膨胀，实际上就相当于后来的“爆玉米花”或“哈力克”，这种食品被叫作“兜凑”，尼姑们把“兜凑”馈赠给施主，保佑他们平安吉祥。
喝豆粥（《古代风俗百图》王弘力绘）
腊月“打野胡”
腊月的另一重要风俗活动就是“打野胡”，这种风俗也被叫作“跳灶王”“跳钟馗”“跳加官”等名。
据记载，上古时代的颛顼氏的3个儿子被疫病夺走了生命，他们死后就变成了厉鬼，就是人们讲的冤魂野鬼，他们到处流窜作案，躲藏到百姓的家中，专干惊吓小孩的勾当。小孩被厉鬼缠身，轻则失魂落魄，魂不附体；重则一病不起，一命呜呼。于是民间产生和流传着形形色色的驱逐厉鬼的风俗活动。
据《周礼·方相氏》中记，方相氏就是驱逐厉鬼的专家，每年腊月是厉鬼出没的旺季，方相氏就头戴野鸡毛，面蒙野兽皮，一边跳一边唱，厉鬼就会闻风丧胆、疲于奔命。到了汉代，这种风俗风行全国，叫作“驱傩”“打傩”等，后来不少地方的“驱傩”演变成地方戏曲的表演形式，叫作“傩戏”。傩戏大多保持方相氏的头戴野鸡毛，面蒙兽皮的形式，现在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中保存的蒙面舞，汉族地方戏中的脸谱，都是古代傩戏的孑遗。
汉墓画像中的方相氏
汉代的驱傩一般由地方官吏或宗族组织，从富家子弟中挑选10 到12岁儿童百人，让他们头裹红巾，身着黑衣，面蒙各种面具，沿街列队打傩；到了南北朝，驱傩的形式稍有变化，有的地方仍使用假面具，有的地方则以颜料涂脸，把驱傩者打扮成金刚模样，傩戏也被叫作“野雩戏”，如《梁书》中讲：“傩，谓之‘野雩’。”而到了宋代，驱傩又被乞丐们利用而成为一种乞讨的手段和方法，名称也被叫作“野胡戏”。
南宋《梦梁录》中讲：腊日，街市即有贫者三五人为一队，装神鬼、判官、钟馗、小妹等形，敲锣击鼓，沿门乞钱，呼为“打野胡”。
宋代是中国城镇经济发展较快的时期，城镇的发展也给流民、乞丐提供了栖息、生存的空间，驱厉鬼的“野雩戏”被流丐利用而成为乞讨为目的的“打野胡”后，形式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且愈演愈烈。乞丐们不可能为行乞而备一套假面具，他们也不会出钱去买油彩为自己脸上抹彩，于是，他们就用随处可以弄到的锅灰往脸上一抹，打扮成神鬼模样，投身于“打野胡”的行列。
跳灶王（《古代风俗百图》王弘力绘）
明清时期，腊月流丐“打野胡”之风盛行全国。一进腊月，满脸锅灰的流丐们成群结队在街上流动，他们从东村跳到西村，从东家窜到西家，从腊月初一跳到除夕之夜，因为“打野胡”者多为流丐儿童，他们又是为人驱灾，祈祷平安的，所以所到之家，人们已备了几个小钱相赠，但是“打野胡”活动长达一个月，流丐们又以此为乞讨手段，这就成了扰民的活动了。
乞丐“打野胡”，最开心的是小孩，每当“打野胡”的队伍过来，他们就会夹道相迎，尾随其后，群情雀跃，齐声大呼——“野胡脸来了！野胡脸来了！”今天，江南一带把戏剧脸谱叫做“野胡脸”，把小孩不干净的脸也叫作“野胡脸”，如家长训斥顽皮的孩子道：“侬钻到啥地方去了，看侬只面孔像‘野胡脸’一样，快点去汰汰清爽！”
清代，“打野胡”也被讲作“跳灶王”“跳钟馗”“跳加官”等名。如《清嘉录》卷十二中讲：
（腊）月朔，乞儿三五人为一队，扮灶公、灶婆，各执竹枝噪于门庭以乞钱，至二十四日止，（二十四是祭灶日），谓之“跳灶王”。
丐者衣坏甲胄，装钟馗，沿门跳舞以逐鬼，亦（腊）月朔始，届除夕而止，谓之“跳钟馗”。
旧时上海“打野胡”之风也很盛。《松江府志》讲：“十二月朔日，傩于街市，饰为鬼神，揭打竹枝，鸣锣跃舞，至二十四日止，乞丐为之。”
王泰先《瀛州竹枝词》（瀛州是崇明的别名）中讲：
腊月祀神最有名，灶前一碟胶牙糖。
乞流涂面沿街跳，若个仰天不绝缨。
“打野胡”毕竟是农耕年代产生的风俗。近代以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种风俗因为不利于城市治安而在上海被摒弃。解放初，在上海的郊县“打野胡”也逐渐消失，只有上了年岁的老人，还依稀记得“打野胡”的闹热景象。
乞丐年终乔装乞钱
后来在吴方言中，“野胡”又引申出差的、蹩脚的等含义。旧时上海流传一童谣——“野野胡，皮老虎，小东门、十六铺⋯⋯”这“皮老虎”是一种儿童玩具，一边是石膏做的老虎头，用牛皮纸做成如手风琴那样的风箱，收束风箱就会发出“呼呼”的响声。不过，“皮老虎”的质量很差，多拉几次就坏了，故有“野野胡，皮老虎”之谚。
皮老虎
我们童时白相一种“打弹子”游戏，这“弹子”是一种玻璃弹珠，一种好的弹珠里嵌有如西瓜瓣的花，叫作“西瓜弹”，而差的弹珠只是一粒透明的弹珠，或乳白色的弹珠，我们就叫作“野胡弹”，一粒“西瓜弹”可以调2粒以上的“野胡弹”。后来，“野胡弹”在上海话里又有了不懂行、不识货等意义，而“装野胡弹”则可以理解为佯装不懂。
打弹子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