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读清代的野史笔记，当能发现，深宫之中的慈禧对外面的世界有着常人一样的浓厚兴趣，召对臣下，最喜询问世间百态，这固有掌权者察知下情的需要，而从人情人性上揣摸，未必全无普通人的合理欲望。

　　可惜清朝祖制极严，作为女性最高统治者的慈禧也不能全无拘束。平定太平军之后，清王朝一时颇具中兴气象，舆论也归美于太后的主持大计，不免惹动了慈禧巡游的心思。徐凌霄、徐一士兄弟所著的《凌霄一士随笔》记载，慈禧一次曾对掌握行政权力的恭亲王说：“高宗(乾隆)六次南巡，传为盛事。予亦拟作江南之游，汝谓何如?”“恭王对以兵燹之后，疮痍未复，视乾隆时之民康物阜，不啻天渊之别。后为之不怿者久之。”从此，恭王对“嫂子”的南巡之念非常警惕，一有南方官员进京陛见，就先要打“预防针”，提醒他们，太后若问及江南情形，“务以民困未苏、景物萧条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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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乎不幸乎，恭王于1898年殁后之第三年，慈禧终于还是到宫外走了一遭，只不过不是“南巡”而是“西巡”。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天干地支纪年，岁在庚子。这一年，慈禧企图借助义和拳灭洋人的威风，扫除自己废光绪的障碍，引来八国联军，不得不挟光绪仓皇出逃，史称“庚子事变”。

　　庚子事变于国家于慈禧个人都堪称奇耻大辱。当日逃难的情形，多种笔记中都有真切记载，如率军勤王，在慈禧轿前护驾的岑春煊后来撰文回忆，“太后御蓝布衫，以红棉带束发。帝御旧葛纱袍，当盛暑流汗，胸背粘腻，蝇蚋群集，手自挥斥。从行宫监，皆徒手奔走，踵穿履破，血流沾洒。窃叹前史所述，人君出亡苦况，千载相同，不谓平日见于记载者，今乃身亲睹之。”的确，当年唐玄宗被叛军逼得从长安逃往四川，也要比这次的情形好得多了。

　　而乱兵溃勇不遵约束，不仅让供应为难，也潜伏着隐患，岑春煊受命整饬军纪，却几乎防不胜防，“途中溃兵益伙，有持枪追逐太后舆前者，叱之不止，反举枪对余开放。乘其一击不中，急拔刀斩于御前，宣示有众，不遵约束者，以此为例。众始肃然知畏，由是沿途安靖，无敢放肆者。”溃兵在慈禧轿前拿刀动枪，其胆大妄为诚然堪惊。但试想一下，社会秩序崩坏到如此地步，民众之命运又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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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遭遇如此的大难，“肉食者”有怎样的反思?有的只是空洞的抒情。如岑春煊一路喟叹，“多难兴邦，殷忧启圣”。中国人对这两个成语真是再熟悉不过了，几乎逢灾难必引，人们就在这种慨叹中享受精神胜利的快感。很少有人质疑，如果不辅之以“难从何来”的追问，所谓“多难兴邦”是不是一种滥调?

　　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当然是不会追问的。她向臣下频频征询“雪耻”之策，似乎颇有感奋的念头，但私下一句“不意乃为帝(指光绪)所笑”的喃喃自语又泄露了天机。原来，她只是为丢了面子而羞愤，最担心的只是害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动摇。

　　果然苦难的刺激只有一时之效。在满足了列强的索取赔款、惩办“祸首”等条件，中外签订《辛丑条约》之后，慈禧居然下旨大赏臣下。在京主持议和的李鸿章，随她一起逃难的军机大臣，或多赐俸禄，或赏加太子太保、太子少保等荣誉衔。不禁让中外人士瞠目结舌：这不仍是典型的“丧事当喜事办”的旧习吗?军机大臣瞿鸿禨尚识大体，上了一道折子，其中说：“臣顷蒙恩典，实万分不安。现当时局艰难，诸事都宜核实。恩旨一出，中外瞩目。若有幸滥，何以示天下?”意思是请老佛爷三思：在这个当口庆功赐赏，向天下传递的会是个什么信号?可是习惯是很难改变的，乐得封赏的大臣们是这样，老佛爷也是这样，瞿氏之进言只不过使其个人退出了封赏的盛宴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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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又回到了紫禁城，而且据清人笔记记载，虽然离京是逃难，但回宫却像 ，仿佛逃难中的饥寒交迫从未发生过一样。

　　昔人曾改杜诗名句为“国在山河破”，对掌握政权的人来说，“山河破”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国在”就好，依然能够“兴高采烈”、“大事铺张”。天下依旧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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