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后，认为前朝的亡国教训是因为各地群雄纷争，割据四方，而皇帝没有宗室支持，孤立无援，于是采取“削州兵、大封王”政策，裁去州郡之兵，解除其军备。这一政策导致两个恶果：一是北方游牧民族蜂拥而至，占山为王。二是大封同姓王，先后封了五十多位司马氏同姓王，但殊不知“云多暗，王多乱”，由于缺少对王室相应的约束，引发了“八王之乱”[1]，后又发生“永嘉之乱”[2]。结果，西晋王朝元气大伤，有如残灯孤影，虚弱无比，内迁的少数民族乘机举兵，造成“五胡乱华”[3]。建兴四年（316年），匈奴刘曜攻克长安；318年，晋愍帝[4]被杀，西晋灭亡。同年，偏安一隅的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廷，为晋元帝，史称东晋。

　　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图注）

　　在晋元帝万众瞩目的即位大典上，出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小插曲，这位东晋王朝的开国皇帝竟拉着王导的手一再让他一起坐到御座上，接受群臣朝贺。（及帝登尊号，百官陪列，命（王）导升御床共坐。[5]）最后还是王导会来事，坚决推辞说:“如果太阳也和地下万物一样,那么老百姓该到哪里沐浴光辉呢?”（若太阳下同万物，苍生何由仰照！ [6]）因此当时有歌谣唱道：“王与马，共天下。”[7]象征皇权的宝座怎么能够同他人分享呢，难道是元帝傻了还是高兴过了头？都不是！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感谢开国功臣王导和王敦兄弟，没有他俩就没有东晋王朝；二是初登帝位，位子不稳，日后还得依赖王氏兄弟；三是表明不会再像汉代皇帝那样专权，而愿意接受与高门士族共享权力的局面。

　　司马睿能够称帝离不开两个人，一是主管朝政，相当于现在国务院总理的王导；二是主管军事，位同军委主席的王敦，王氏兄弟军政大权在握。起初元帝还只是宗室庶系，因为“八王之乱”，宗王死得差不多了，他才有了在政坛上粉墨登场的机会。当时北方为“羌胡相攻，无月不战”，而江南受战乱影响较小，比较富裕，当时有一首民谣这样形容江南的富庶安定：永嘉世，天下灾；但江南，皆康平。在这种形势下，很有远见的王导就劝元帝到他藩国附近的江南发展。永嘉元年（307年），元帝开始镇守建邺。当时的建邺为江东世家豪族控制，根基深厚，向来就傲视王侯，对南渡的士族也有戒心，因此对元帝这位晋室庶亲，压根儿瞧不上眼，说他是北方“伧夫”（粗鄙的人）。因此，初到建邺的王导，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为元帝树立威望。正好当时临近3月3日，这是江南传统的“修禊节”，人们都要到水边洗濯，除灾祛病。这天，王导特意安排元帝乘坐华丽的轿子，高擎着琅琊王的旗号，鸣锣开道，十分威武。王导、王敦和从北方来的名士清流，骑着高头大马，陪伴左右，有意大造声势，抬举元帝。这出戏演得很成功，百姓大开眼界，江东士族也感受到皇室的威严。加之后来元帝对南方士族给予高官厚爵，于是吴地之人望风顺附,百姓归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8]）。元帝终于在江南得到当地人拥戴，站稳了脚跟。王导的“镇之以静，群情自安”[9]的治国方针，优待南北士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为元帝成就帝业奠定了基础。因王导扶持晋室功勋卓著，当时朝野倾心，号为仲父。晋元帝当面对他说：“卿，吾之萧何也。” [10]

　　王导（图注）

　　而主管军事的王敦，也替司马睿消灭了不听招呼的江州刺史华轶，镇压了以杜弢[11]为首的荆湘流民起义，为平定江南立下汗马功劳，被封为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掌握东晋王朝长江中上游的军队。司马睿称帝时，加封侍中、大将军，江州牧。王敦本人不只是个军事天才，还是一个很有眼光的政治家，有两次政治事件足以证明。第一次是在憨怀太子[12]被废的时候，身为太子舍人（警卫员）的王敦采取了与族兄、尚书令王衍[13]（憨怀太子的岳父）完全不同的态度，不顾朝廷“东宫属官不得相送”[14]的禁令，竟在路旁流泪遥拜。因为他知道自已不会因此事丢掉性命，相反还会得到“时论称之”[15]的美名。不久,他果然升为给事黄门侍郎。第二次是在“八王之乱”时期，王敦的叔父王彦因惧怕赵王的势力，不敢出兵响应齐王，后多亏王敦的劝说，才起兵倒向齐王这边，不但保住了官位，还因功授勋。因为王敦明白，虽然赵王势力很强大，但己背负篡立之名，天下人可共讨之，加上赵王本人昏庸无能，失败在所难免。王敦也因此被升迁为广武将军、青州刺史。可见，王敦很有政治眼光，对政局变化非常敏感，也善于捕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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