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帛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
自20世纪以来,简牍帛书的发现有三次高潮:
第一次是以30年代居延汉简、子弹库楚帛书的发现为代表,居延汉简又以其内容、数量而备受关注;
第二次是70年代以来,陆续出土的大宗简牍帛书资料,如银雀山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居延新简、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简等,因简帛保存状况尚好,内容又比较成系统,古书数量又比较多,故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第三次是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郭店楚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里耶秦简等为代表,以其数量巨大(如走马楼吴简数量为十多万枚,比此前出土竹木简数量的总和似还要多)、内容之重要(如郭店楚简中收录的《老子》甲、乙、丙三种抄本,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老子》传抄本)、意义之巨大(如里耶秦简36 000余枚,内容主要是行政文书,将丰富我们对秦代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认识),为方兴未艾的显学“简帛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巨大动力。
如果说古来新学问大都源于新发现(即新资料)的话,那么,简牍帛书在中国学术史上的意义更应重视。陈寅恪曾说道,“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载氏着:《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每次简牍帛书的旷世大发现,都会吸引中外学术界的目光,推动相关领域断代史及专门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种种辉煌成就,因为简牍帛书而得以传承至今,中国文字的书写顺序及书籍制度,因为简牍制度而奠定其原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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