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初年，后稷的后代公刘率族人从邰迁到磁。周人早期居于陕西武功一带，公刘时，周部落则已迁居于豳(今陕西旬邑)。由游牧部族渐变为农耕为主的城邑。自公刘起，又经九世传位，到古公亶父为部族首领时，周人受薰育戎侵袭逼迫，不得不远徙。他们越过漆、沮和梁山，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之周原。“周”字最初写法是：上田下口，上下合成，后来演变为周字。

　　周原物产丰富，土地肥沃，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经济发展快速。古公亶父造田营舍，建邑筑城，国力迅速恢复壮大。迁到周原以后，周与商有了联系，为了保障部族安全，古公亶父与中原共主的商朝建立起稳定的同盟关系，卑事商王武乙，于商的保护下积聚力量，并且接受了商朝的文化系统，特别是有关于天命的观念，周朝建立之后，这套天命观念经过了周公旦(姬旦)的整理，成为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后代王朝数千年“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概念。

　　古公亶父之时，周部落已颇具规模。而且有三子，偏爱小儿季历。长子太伯及次子仲雍为顺父意传位与季历，自身逃亡荆蛮，与当地本土氏族结合，后为吴国。而根据《竹书纪年》以及民国之后疑古派顾颉刚等人的看法，此时期的周国已经有了“翦商”的想法，吴国的建立则是打算建立西、南两个战略方向的结果。

　　太王亶父又称“古公”，最早见于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

　　《史记·周本纪》载有：“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追尊古公为太王”等语。其后，《吴越春秋·吴太伯传》、《后汉书·西羌传》等史籍都因袭其说，“称太王亶父为古公”。朱熹在《诗集传》、《四书集注》等著作中一再指出：“古公，太王之本号”。直到现代各种历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等，在阐述周族的兴起时，都大谈“古公”的业绩。可见这一称谓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然而，这一称呼却存在争议。

　　清人崔述在《丰镐考信录》中辨析说：“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书》曰：”古我先生‘，古，犹昔也。’古公亶父‘者，犹言“昔公亶父’也。‘公亶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娄者也。”现代学者孙作云在所著《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也指出：“‘公亶父’不能称为‘古公亶父’或‘古公’。《诗经》四字一句，故在‘公亶父”前加一’古‘字，以足其文。司马迁不察，在《史记。周本纪》中一再曰‘古公亶父’或‘古公’，这是不对的。”

　　《诗经》中有许多“古”字，都作往昔、古代解。如《小雅·甫田》云：“自古有年(丰年)”;《大雅·思齐》云：“古之人无”等。《大雅·绵》中的“古公亶父”之句，“古”字亦应作从前、往古讲，而不能解为“公亶父”号为“古公”。《商颂·玄鸟》中，有一个同样的句式：“古帝命武汤。”这就是说，从前上帝命令武王汤。如果解为商汤时的上帝号为“古帝”，于理不通。

　　但在《史记》之前，先秦和汉初典籍未有称太王亶父为“古公”者。如《孟子·梁惠王下》陈述周太王的事迹云：“昔者大王居亶”，‘故大王事獯鬻“，不称其为古公。《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篇论说周太王迁居的故事，也毫不提及太王之号“古公”。汉初成书的《尚书大传》，卷三《略说》中叙述周太王避狄人之事，一连用了六个“太王亶父”而不称其为古公。可见周太王亶父之别号“古公”，始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根据种种迹象，一些学者判定，太王亶父之号“古公“，是司马迁误解《诗·绵》之文所致。

　　不过，也有学者在努力为“古公”之号的来源寻找根据。钱穆在《周初地理考》一文中，引《水经·汾水注》：“汾水西过长修县南，又西与古水合。水出临汾县故城西黄阜下，东注于汾。”又引董佑诚曰：“临汾故城在今徐州东北，水在西北古山下。”得出结论说：“临汾有古山、古水，公亶父本居其地，故称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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