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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神秘水墓是什么?
时间:2017-09-03 23:00   来源:川北在线整理   责任编辑:毛青青

川北在线核心提示:原标题:朱元璋神秘水墓是什么? 朱元璋神秘水墓,也就是古泗州城的明祖陵。明祖陵成为水墓,要从古泗州城的沉没说起。 从江苏盱眙淮河镇城根村出发往淮河边走,穿过一条长达2公里、泥泞不堪的田间小道,就是古泗州城的考古发掘现


    原标题:朱元璋神秘水墓是什么?
   

    朱元璋神秘水墓,也就是古泗州城的明祖陵。明祖陵成为水墓,要从古泗州城的沉没说起。
 
    从江苏盱眙淮河镇城根村出发往淮河边走,穿过一条长达2公里、泥泞不堪的田间小道,就是古泗州城的考古发掘现场。

 
    三百多年来,古城一直寂寥地躺在城根村旁这片种满玉米、大豆的庄稼地下3米深处。难以想象,这里曾经商贾云集近千年,是淮河边空前繁华的“水陆都会”,更是明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然而,清晰可辨的房舍基址,和仍能看出错落有致的街道布局,又显示着泗州迥异寻常废弃古城的命运,它并未遭遇毁灭性的兵火或劫掠,是一座被遗弃的完好城市。
 
    隋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征发江南、淮北民工百余万人修建大运河,其中通济渠汴河段,正好穿过了新建仅25年的泗州城。
 
    大运河开通后,泗州就成了黄淮漕运中心、汴渠与淮河交接口的一座内河交通枢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令泗州城在建城之初便迎来了大繁荣的契机:唐代汴河段漕运量,年平均为三四百万石,最高年运量为六百万石,到北宋更是达到年平均六百万石,经过泗州的客流、货物、及车船队之多,正如宋人在诗里描述的:“官舻客扁满淮汴,车驰马骤无间时”。
 
    另一方面,优越的自然条件。古泗州地处南北方气候带交界处,气候温暖宜人、雨量充沛,光、热、水同季,土质又好,“宜植五谷”。当地人不无自得地说:“江淮熟,天下足;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
 
    泗州又是一座“山水朝拱、风气凝萃”的绝美古城:它“南瞰淮水,北控汴流,地虽平旷,而岗垄盘结……人杰地灵,物流繁茂,实乃形胜之区。”。明前古泗州有12景,欧阳修称之“苍云蔽天竹色净,暖日扑地花气繁”,苏东坡则赞她“澹娟娟、玉宇清闲。望长桥上,灯火乱。”
 
    1385年,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来到了这里。在泗州城北门外十三里处的杨家墩,为自己的高祖朱百六、曾祖父朱四九、父亲朱初一修了规模宏大的明“三祖陵寝”,墓前的石雕甚至胜过南京明孝陵。由此,古泗州城在空前发达的商业和交通之外,又有了陪都之地位、行宫之辉煌,成为明代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
 
    但是,泗州城其得天独厚的地利,同时也是泗州城的先天隐患。
 
    由于地势低洼,泗州从建城起就水灾频仍。贞元八年(792年),泗州城全城遭水淹:“淮水害稼,平地水深七尺(2.2米),没泗州城”,导致“惊飚鼓涛,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山不得不圮,夏屋如槎,泛泛相继,天回地转,混湛其中。”(吕任周《大水记》)
 
    洪水初涨入城时,刺使张丕率众抢险抗洪。但水势愈涨愈烈,只好“编桴维舟”组织撤离。这场大水令泗州市镇几乎全毁,恢复和重建耗去一年多了时间。
 
    此后,在宋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四月,淮水再次暴涨冲入泗州城中,“坏居民五百余家。”
 
    为了防洪,北宋时的泗州地方政府开始筑城:1036年,泗州知州张殿承主持筑城外防洪堤“九千二百尺”,“用人力八万五千名,用米一千三百石”。防洪堤筑好后,泗州城从此安然。
 
    但在1128年,因为一个人的“奇思妙想”,泗州城绵延728年的灾难从此开始了。这年,朝廷任命的东京留守杜充,面对汹汹而来的金戈铁骑,想到了“水淹三军”的办法:他在滑州(今河南滑县)挖开了黄河大堤。于是,黄河水从滑州李固渡喷涌而出。
 
    只是,这黄河水并没有滔滔北去、阻止金兵南下的步伐,反而一改故道,掉头向南抢夺淮河水道,由江苏进入黄海。历时728年的“黄河夺淮”灾难史,便由此开始。
 
    在往后的岁月中,黄河上百次大小夺淮,黄河黄沙不断侵入与洪泽湖相连的京杭大运河,造成京杭大运河河床抬高,不断淤塞,给泗州城带来了常年不断的水患。
 
    明初,泗州城再次增筑:内外两城合一、并在城外筑防洪堤。此举虽然能防御一般洪水,但遇到黄淮水同涨、洪泽湖水位提高,依然是每逢淮河大水必成泽国。从明万历六年(1578年)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这102年间,泗州城遭水灾淹城事件达29次,平均3.5年就发生一次淹城事件。
 
    如今已然重见天日的古城墙,也证实了文献中一次次为抵抗水患而进行的城垣增筑:城墙和城内主体建筑,大多采用大块条石奠基,上部为明代大砖用糯米汁和石灰混合浇注,因而坚固耐久;加之古城墙体宽度最窄处17米、最宽处24米,内外城墙之间的距离则为70至80米,这是泗州城为了防洪而不断增高、加筑城墙的结果。
 
    对于整个泗州城的规模,考古学家们推断为大约2.86平方公里,如果加上外面的廓城、城壕,总面积将近400万平方米。这与《凤阳府志》上的记载大体相符:古泗州城呈椭圆形、长1.9公里,宽1公里,面积约2.5平方公里,共5个城门,每个城门外都有扇形的瓮城。
 
    显见,古泗州城为了抵挡水患,自宋至明数百年间不断增筑,其规模、其坚固程度,都已臻于古代城市抗洪能力的极致。
 
    然而,对当时的北方朝廷来说,黄河夺淮、大运河水位抬高,最直接的威胁,是江南的税赋、盐粮、贡品等不能及时抵达北京,这伤及了国家的经济命脉,远比泗州城水患问题重要,即便泗州是皇室祖陵所在地。
 
    正因此,明万历年间的“河漕总理”潘季驯,设想在与淮河相接的洪泽湖东岸的高家埝筑起大堤、提高淮河水位;使淮河清水从清口处倒灌黄河,冲刷黄河带给大运河等的泥沙,这样便可达到“济运”——保证朝廷经济大动脉大运河畅通无阻的目的。
 
    然而,在洪泽湖东岸筑堤,淮河水位提高,就难保证洪泽湖西岸的泗州城不被淹没。此时,两害相权取其轻,保证江南税赋、粮盐进京,压倒了一切,泗州城的悲剧由此注定。
 
    在潘季驯的治河方略中,泗州城或成弃子。这一点泗州人不会看不到。
 
    其实,身为总理河漕的资深水利专家潘季驯,又何尝不明此理?身为河漕总理,潘季驯亦断然不愿见泗州有事。他的这个治河方略,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泗州城八百年的繁华很可能就此终结,殃及数万百姓之外,本朝祖陵也可能被淹没。
 
    不久后,潘季驯特意来到了泗州城实地查看:其城周长九里三十步(约4245米),城墙高二丈五尺(8米多),有5座城门,城门外又有月城、内外城河、防洪提,这让他松了口气,而后潘季驯又要求在堤上再加高石工二尺。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泗州城的覆没命运,至此已渐成定局。
 
    常三省上书十三年后,在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泗州大水,城中水深三尺,患及祖陵”。“最高水位与明祖陵下马牌地面相同。五月退,六月复入,民多流亡。”
 
    明清易代后,因为没有了“祖陵”之忧,泗州城在清廷眼中的地位远不如明朝统治者。于是,清廷继续着潘季驯治河方略的同时,对于泗州城水患的重视程度却远不如之。
 
    康熙十五年(1676年),靳辅出任河督,继续“蓄清刷黄”,不断提高洪泽湖的水位。最终,洪泽湖底高于了地面,其正常水位则高过泗州城,成了一个挂在泗州城头顶上、随时可能倾泻下来的悬湖。
 
    仅仅四年后,大水就吞没了泗州城。1680年冬十月,暴雨导致“淮、黄并涨,有滔天之势”,连下七十多天后,终于酿成了毁灭性的大水:“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
 
    大水先是冲开了泗州城外东北角的石堤,决口七十余丈。接着,西北角城墙忽然崩塌,“开口数十丈”,大水终于冲入了泗州城,将古城连同城郊的明祖陵一道淹在了水底。
 
    大水没城后,当时的知州莫之翰欲哭无泪。他搭棚驻守在还没有完全淹入水中的防洪堤上,现场设点赈济灾民。后又在泗州城外筑新堤两道,以保护住在防洪堤上的州署和棚户居民。
 
    他和他的后任始终盼着朝廷能有个办法,让沉没于水下的城池再浮上水面,回到他们手上。他们守了97年,而泗州城终究再也没有重见天日,朝廷觅地重建了一个新泗州。
 
    此后三百多年间,黄河不断涌来的泥沙,最终将泗州城掩埋得不见了踪迹。只剩下文献和从未消失的历史传说,证实着古泗州城的昔日繁华。
 
    到当代,人们甚至不能确切地指出古泗州城的位置,只是在洪泽湖水位下降、露出那城中的两座塔尖时,才有故老会说,“古城可能就在那里”——人们坚信,那正是作为古泗州城地标的普照王寺僧伽塔、明元大师塔。
 
    然而,另一方面,在水涨水退中,人们总能看到时隐时现的古城踪迹。枯水期露出水面的塔尖之外,盱眙县淮河镇城根村73岁的杨老汉说,以前他们村打井打不深,“下面硬得很”。村民盖房子,盖好没几年就会裂缝,从底到顶,无一例外。这个村子的土地也很特别,“好不容易把它耕平了,往往无济于事,一场雨又是坑坑洼洼。”
 
    1963年大旱期间,明祖陵的石人石马竟出现在河滩上,还有人看见了古城中一些台阶;1976年开始建设盱眙淮河大桥时,钻探中又发现一些“古里古气”的碎砖片瓦,还有木料、碎骨、烂木……
 
    1982年,一件国宝级文物石破天惊露出地面:一件精美铜壶中36块金币光芒四射,一只重达19斤的纯金金兽卧于壶口上。随后,对古泗州城遗址的考证正式列入了考古研究课题。
 
    此后,考古人员陆续考察了8处遗址:淮河镇城根村委会后边,从地面向下:挖2米探测即可见泥水中的墙体;淮河大桥北端东侧鱼塘内挖到多处石头根基、房基、缸酝、盆瓦及大量雕饰条石;盱眙电厂后淮河航标灯处,出现古代淮河浮桥南桥墩……
 
    2012年9月间,当一片不太规则的“凸”字形台基在地下5米深处露出真容时,考古队员朱晓汀的第一反应是,“很可能已经找到古泗州城地标”。果然,紧接着,在台基西南方,考古队员们又发掘出了一块古碑,碑额上刻着“泗州普照王寺灵瑞塔之碑”——灵瑞塔,也即僧伽塔,正是当年古泗州城最有名的建筑。
 
    残存的台基,连同3座出土石香炉铭文中的捐者姓名、籍贯,令考古人员确定了那就是普照王寺——唐代中国的五大名刹之一。
 
    这同时也确定了名刹普照王寺的大概位置。这是唐中宗年间,被认为是观音菩萨化身的国师僧伽和尚入城后修建的,其中的僧伽塔“高三百尺(100米),巍峨壮观”。
 
    而古泗州城的所在位置,也由此地标确定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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