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当南北对峙时，定都金陵(建业、建康、南京)是常态，这是由于地理经济决定的。

　　孙权曾根据形势需要短暂地建都于武昌，是基于219-228年特殊的形势做出的务实调整。

　　不过，当形势回归常态后，孙权还是回到了历史的常态——迁都建业。

　　定都金陵是“南朝”常态

　　荆、扬二洲，户口半天下，江左以来，扬州根本，委荆以阃外···——《宋书.何尚之传》

　　从东吴到后来的东晋、南朝，南方政权多是定都于金陵(包含这种历史名称)，这是由地理经济决定的。

　　南朝的重心有两个：荆州、扬州。

　　如能像刘表一样全据荆襄，则荆州经济比江东好。

　　正常情况下，唐代以前，荆州的经济比扬州要好。

　　但是，当南北对峙，尤其沿长江对峙时，情况就不同了。

　　荆州最为富庶的江汉平原，在长江以北。对于以长江天险自守的南朝来说，江陵以北，不论名义上归属于谁，都是很难有效控制的。

　　如此，南朝能稳固统治的荆州地区，其实只有南郡及荆南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荆南地区经济都不太发达，要以半个荆州为重心统治南方有些力不从心。

　　因此，以扬州财赋为本，治理南方是南朝的常态。

　　与此同时，沿江对峙时，一旦北兵耀兵于江北，武昌等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相比之下，在大运河开通之前，金陵地区的水系则极为复杂，即使北兵渡江，在金陵附近连一块展开大军的地方都没有。

　　因此，晋灭吴时，即使吴已经奄奄一息，已经渡江的王浑仍然不敢攻建业，一定要等顺江而下的晋军前来解决问题。

　　孙权都武昌是特殊环境下的选择

　　219年，吕蒙白衣渡江袭击南郡时，孙权即已抵达荆州。

　　在称帝前，孙权一直在公安。

　　无论出于进攻还是防守，或是维持稳定，这都是孙权必须作的。

　　1、维持稳定。

　　孙权所袭的南郡、武陵等地，久属刘备。刘备、关羽在此颇得人心。而自刘表时期开始，孙权即与当地多年争战。

　　因此，孙权必须亲自坐镇，稳定相关地区形势，消化战役结果。

　　2、防御：照顾两头。

　　吴蜀闹翻后，两国大战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孙权又必须防备北方曹丕南下。

　　孙权治于武昌，可以照顾荆、扬两个战场。

　　事实证明，这是非常得当的。

　　夷陵之战，孙吴击败了刘备;不久，孙权又挫败了曹丕三道伐吴。

　　连番大战，孙权应对得十分从容。

　　3、进攻：荆州是争夺焦点。

　　三国时期，吴魏争夺的焦点一直在淮南，唯孙权称帝前后例外。

　　这是因为：此时的荆州，魏、吴的统治都不稳固，是双方趁虚而下的焦点。

　　经过关羽北伐，荆州北部已经残破不堪。曹丕甚至一度放弃襄阳。吴魏在襄阳发生过易手。

　　吕蒙在白衣渡江前，策划的局面是：吕蒙自己坐镇襄阳，虎视北方。

　　因此，孙权坐镇荆州，可以说是继承了吕蒙时期的思想，以襄阳为发展目标，进行北伐。

　　可以说，在219年-228年，无论是维稳还是防守、进攻，孙权都必须坐镇武昌，以寻求机会。

　　迁回建业：形势改变

　　可是，形势很快就变了。

　　1、荆州方向国防压力顿减。

　　(1)、吴蜀和解

　　蜀国的军事威胁基本上解除;东吴基本上可专心对北作战。

　　(2)、曹魏无力威胁江陵。

　　曹丕三道伐吴时，江陵朱然能战之兵只有5000，而曹丕集结了曹真、张郃、夏侯尚大军来攻。

　　可是，东吴在没有调动陆逊军的情况下(吴蜀尚未和解)，即挫败了曹丕的攻势。

　　此后，曹丕两次伐吴，重心遂转到了东线。

　　可见：曹丕也认识到，在荆州方向很难形成突破。

　　而在吴蜀和解后，魏国要突破江陵的难度进一步加大，不再是魏国的主攻方向。

　　2、荆州方向攻势受挫。

　　226年，曹丕去世，孙权趁机北伐，重点放在了襄阳。

　　可是，孙权、诸葛瑾两路悉数败得毫无悬念。

　　相反，227年，在淮南方向，孙吴在石亭大败曹休，吴军将帅甚至提议趁机大举北伐(被陆逊劝阻)。

　　因此，此后，孙权调整攻略方向，仍以合肥为目标，组织攻势。

　　3、稳固根本。

　　孙权称帝前，完成了江东政权的本土化。

　　孙权以顾雍、陆逊等江东大族担任最高政治、军事长官，以换取大族的支持。

　　因此，如何处理好与江东大族微妙的合作关系。既能妥善利用，又能有效控制江东大族，成了孙家维持政治稳定的首要任务。

　　因此，迁回建业，是加强对江东大族的控制，稳固根本的必然选择。

　　总的来说，无论是长期建都江东，还是短暂地治于荆州， 都是孙权根据现实需要做出的务实选择。

　　孙吴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划江而治”的南方政权，与孙权的务实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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