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过许多变法，但最为人称道的，莫过于北宋时期王安石的熙宁新政了。不说别的，单革命领袖列宁一句“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之赞语，无疑给王安石戴上了一顶闪闪发光的冠冕。还有一些政治家、改革家的溢美之辞，又为新政增添了沉甸甸的砝码。

　　记得年少时，我读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文中义正词严的词句，更树立了王安石改革家之崇高形象，使之耸立在我的心头，经久不摧。

　　直到新世纪之初，我读到更多的资料，无情的事实，终于动摇了我心中一直很神圣的王安石变法，也唤醒了我的理智，我不能不垒起另一个结论，即一次极其糟糕的变法。

　　在诸多古代文士和官吏中，王安石一直是我较崇拜的一位。因为他是中国封建社会里， 不愿让人抬轿的宰相，是拒奢拒纳妾的宰相，也是 死后没有任何遗产的宰相。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让人敬畏了。何况他还有让杨诚斋称作“早餐”的无数绝句，有让苏轼也不得不叹为“野老狐精”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有让世人百读不厌的《游褒禅山记》，有千秋绝调的短论《读孟尝君传》。

　　王安石死后，他的政敌苏轼在敕文写道：“将以非常之大事，必生稀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王安石无论人格、文格，都是一个大写的儒者。可他的变法，只要稍知历史真相，稍有良知的人，绝不敢恭维之。

　　想当年，朝中老臣，暮气沉沉，畏事保守，不图革新，这实在是北宋王朝的莫大悲哀。而年富力强的王安石，曾任地方官多年，历经摔打，晓畅国政民情，独享天下大名三十余载。兼之他为人质朴节俭，好学慎思，深通经术，不嗜酒色财利，不以自身荣誉进退为意，端的是众望所归。早在数年前，他已上书仁宗，力陈“理财为先”的改革建言，无奈仁宗昏聩，一腔大志，遂成流水。

　　1068年，年仅20岁的宋神宗承继大统，这为王安石担纲变法带来了无限曙光。神宗自幼痛惜列祖列宗对北方敌国的屈膝退让，不满朝廷州县的萎靡不振，更焦心于国家财政日紧月蹙。他有意于富国强兵，以雪国耻，曾言“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而这正和王安石见解不谋而合。当王安石的万言变法书呈上龙案时，神宗双目为之放电，心为之怦动。他力排众议，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筹备变法。

　　一场期待已久的变法拉开序幕，很快轰轰烈烈地铺开。

　　可这是怎样一场变法啊，且让我们从“青苗法”和“市易法”入手，一睹其详吧。

　　青苗法旨在青黄不接之时，贷谷于民，立息以偿。此法王安石在地方为政期间，曾实验过，现在不过同比例放大，不想却南辕北辙了。因为大多数农民不识字，得花钱请书吏，再到衙门申请。不法书吏乘机作手脚，贪官污吏又层层盘剥。变法规定的二分利息，结果涨至35倍，农民宁愿避开官府，“哀求于富家大族，增息而取之”。

　　而官吏又采取一刀切的贷钱措施，下指标，硬摊派，实行权力寻租，以至农民谈贷色变。而市易法也是为农民着想，拟收购农民手中滞销货物，但结果演变成专收紧俏物，衙门沦为赚钱机构，乃至全官经商，与民争利。一时汴京的水果、芝麻都成为官府刮钱之物，连市民挑水、提茶都要向官府交费，真是“食土之毛，莫得免焉”。

　　如此变法，自然遭到有识之士的责难。因此每次廊庙之会，都有一场辩论，辩论的中心就是新法，辩论的焦点就是王安石，王安石几乎成为众矢之的。而他却大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并以为托词，抱定“当世人不知我，后世人当谢我”之信念，执意于新法。

　　这使人想到历史上有些政治家光顾自己一逞抱负，变法变得快活，竟置老百姓生计于不顾，这样的政治家当世人已抱怨，后世人若还谢之，岂非怪事！一切改革只有功在当代，才能言利在千秋，反之，绝无功利可言。

　　变法舆论鼎沸，阻力日大，作为主持变法的王安石，应该反思，检索变法过程中存在的弊端，改进变法。可王安石却置若罔闻，居然实行大清洗政策，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贬御史。仅熙宁元年至四年，罢免了19位台谏，以至“台谏之臣，默默其位而不敢言事，至有规避百为，不敢居是职者”。

　　同时又专用“其亲爱之人”，如同党李定、薛昌朝、谢景温、吕惠卿等人。

　　而这些人中李定、吕惠卿之流就是典型的小人。李定后伙同舒檀制造了“乌台诗案”，将苏轼投进大狱，关押达120天，后开赦贬至湖北黄冈。吕惠卿更是以诬告刑讯为能事，很为正人君子所不齿。

　　新法之初，为了封堵百姓舆论，竟在首都设巡逻兵丁，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一时人心惶惶，冤狱遍野。

　　而最令王安石尴尬的是，他亲手提拔的城门官郑侠，却率先向他发难。他将自己无数次目睹的惨景绘成《流民图》。图上无数流民携儿牵女，身无完衣，四处啼饥号寒，口衔草根野果。许多人身披锁械，瓦负揭木，卖钱偿官，奄毙沟壑，累累不绝，而酷吏威逼，怒目追索。且附奏疏要求停止新法，延万姓垂死之命。并振言若新法废，十日不雨，乞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正欺君之罪。奏疏上达之日，神宗为之震惊，对新法也产生怀疑，禁不住责问起王安石来。

　　朝奏之事刚刚平息，东明县民因不堪知县贾蕃巧立名目的盘剥，纠集千余人进京上访，围住王安石府闹事。神宗迫于情势，只好宣布暂停新法，以平息舆论，宽慰民心。在新法暂停期间，吕惠卿等人挟私报复，将郑侠关进监狱迫害致死。次年王安石重新执政，继续推行新法，但终因遭到各方面反对和阻挠，王安石被罢相，退居江宁。

　　新政期间，国家财富已堆积如山，朝廷为之增设国库32座，后又添20座。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叫国库银两飙升，王安石政绩开花。而这竟使“妇子皇皇，如在汤火之中，号泣呼天，无复生望”，无怪乎司马光当面诘责王安石“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我们都知道在漫长的农耕社会，一定时期内天下财富总额是恒定的，不在官家在民家。而变法之“理”，却把百姓钱财“理”进了官家口袋。如此变法，无异于强夺豪取。这使人想到当初变法指导思想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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