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一半战乱，一半文艺 两幅面孔的宋朝何以如此迷人？
从军阀割据的五代十国，到皇帝集权的两宋，中国实现了从中古到近世的巨大转变。宋太祖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禅文化兴起、《清明上河图》、程朱理学……这是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
乱世趋于和平，贵族统治转为皇帝与平民“共治天下”。在许多方面，宋朝都不是传统叙事中的积弱王朝，而是实现了真正的治世太平。在文治与武治的两难选择中，宋朝更加依赖文人官僚，面对外族的长期威胁，开创了一个宽松和开放的平民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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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宋朝，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联想？会是杯酒释兵权，还是靖康之难？也许你想到的是繁盛的市民文化，或者是在艺术史上重要的《清明上河图》；另外，如果喜欢文学的人，当然唐诗接下来就是宋词，宋词有婉约派、豪放派；比较重视思想史、哲学史的人会联想到，宋明理学在这时昂然兴起了。
不过在这些历史事件跟这些名词背后，对于宋朝之所以会产生人物、事件、思潮、社会文化的原因，到底应该要如何解释？尤其是宋朝和前面的唐、五代，以及后面的元、明、清，究竟如何区隔，有怎样的时代的特色？
在中国史的研究上，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观点，那是宋朝开启了中国的“近世史”。但什么是“近世史”？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以及他所提出来的“唐宋变革论”。
01.
内藤湖南与“唐宋变革观”
日本史学家内藤虎次郎，号湖南，他出生于1866年，在明治维新时期自学起家，后来从家乡去到了京都，先在杂志社里当记者。这时候他开始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搜罗了他能够找到的各种书籍，一边工作一边读书、做研究。
到40岁左右，他成了日本有名的“东洋史”专家。“东洋史”是传统日本对于中国知识学问的总称。内藤湖南对中国史所下的功夫既深厚又广博，为他博得了“四库全书化身”这样的夸张称号。
内藤湖南不只是阅读了很多中国书，他也曾经多次到中国去访问，他见到了包括罗振玉在内的当代中国学者。后来因为辛亥革命爆发，忠于清朝皇室的罗振玉一度搬到京都。在罗振玉带着王国维到京都居留的这段时间当中，内藤湖南和这两位中国历史上有特别见识的学者过从甚密，因而对于内藤湖南的中国知识又有了另外一番强烈的冲击。
在内藤湖南到中国的时候，也有许多的学者都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因为缺乏正式的学历，内藤湖南是一直到41岁才进入到京都大学去担任东洋史的教授。在此后的二三十年之间，他成功塑建了影响力极大的“京都学派”，和原本已经占据主流的“东京学派”分庭抗礼。
日本历史从德川幕府掌权之后，就有了关东和关西的对峙。京都是关西的重心，是传统的帝都，也就是天皇长期所在之处。相对地，东京那个时候被称作“江户”，是德川家的势力基础，也是政治实权之所。
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又有了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的先后成立，两所大学之间也就继承了原有的东西对峙，在许多学问上都有立场非常不一样的“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彼此激烈竞争，甚至互相敌视。
在“京都学派”兴起之前，东洋史的学者，像白鸟库吉、那珂通世等人，他们以一种保守、传统的态度接受中国的国学知识，讲究像中国读书人一样，去阅读、累积中国学问，视之为“正统”。
东京大学位于首都，而且担负着培育帝国精英官僚分子的责任，理所当然，他们追求“正统”；而对应东大的“正统”，京都大学往往就自觉地选择他们是扮演挑战“正统”、批判“正统”，在“正统”之外另辟道路的角色。
内藤湖南成功地在东洋史的领域找到了新的研究道路。1922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唐宋时代概观》，文章并不长，总共大概5500字左右，却引发了极大的反响。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指出：中国历史在由唐到宋这段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个大变化是贵族制度的崩溃。从晋到唐，皇帝必须得到贵族的支持才能够掌握政权。贵族占据中央的位置，一头控制人民，一头牵制皇帝，唯有透过贵族，皇帝才能够有效地行使统治权。
在这段历史时期当中，没有真正的平民，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人身自由，而是依附在贵族所拥有的土地上，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仰赖于贵族。皇帝无法直接统治人民，实际上能做的是和贵族协商，作为贵族的共主，而由贵族实际统领人民。
唐朝朝廷相当程度上有效压制了贵族，但真正的效果是使得皇帝成了最大、最高的贵族地主，也就是说朝廷统治人民的方式仍然维持着高度的贵族制特性。人民依旧依附在土地上，没有生产自由，没有人身自由，是佃农式的存在。
因而，从唐到宋，最大的变化是贵族由没落而到消失了。皇帝还有他所领导的朝廷官僚直接统治人民。其一，当然我们看到皇帝权力变大了，没有贵族的牵制，出现了宋代之后的皇帝专权，皇帝能决定的事情越来越多，他的主观的、任意的意志也越来越重要。
不过在另外一端，也因为没有贵族的协助，皇帝和朝廷对于广大土地上人民的控制相对就减弱了，也就使得人民能够得到比较多的自由。
内藤湖南在他的文章中特别标示出，由唐到宋，中国出现了大量的“自由民”，社会转化成为由“自由民”所组构的新情况。人民可以拥有土地，小农加上小地主，成了经济和社会的骨干。
02.
宋朝，平民崛起的时代
另外一项重大的变化，是社会的上下流动到宋代变得活泼多了。这主要是由科举所启动所形成的，也和“自由民”的自由密切关联。宋代之后，一个贫农的孩子，他的生命道路不必然会一直停留在原有的地位上。科举之路是对像他这样的人开放的，没有任何外在力量会因为他的出身而阻止他借由读书、借由考试来提升自己的身份，同时提升家庭的地位。
虽然科举是从唐代延续下来，但到了宋代，它的内在基本性质跟精神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唐代考经学，视经学为一套固定的内容，一字一句一段都有固定的意义，考试的时候就是将那固定的意义背下来、写出来。
到了宋代，经书的内容变成了知识的基础，让个人予以理解，进行诠释。在唐朝，知识是主，读书考试的人是被动的客；在宋朝，人重新取得了对应知识发展诠释和想法的主动权。如此一来，知识趋向于活泼，给许多其他面向都带来了冲击。
内藤湖南特别以诗和词作为例子。唐代流行的是近体诗，绝句跟律诗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律，要押韵、要对仗，管声音也管意义，管形式也管内容。词则是来自于民间，具备了高度的歌唱性。
从诗到词，也就意味着文学品味的宽松自由化，建立了一般人民也可以接受、也可以欣赏的新标准。这也是和“自由民”出现呼应并行的一种现象。
在音乐上也有类似的变化。唐之前重视的是“乐”，由乐器所演奏出来的声音；到宋代之后，焦点转移成为“歌舞”，那是人声所唱出来的、人体所展现出来的动作。前者“乐”需要比较多的训练培养，后者“歌舞”则是一般人就能够领略，甚至一般人就能够参与的热闹形式。
另外，在绘画上，原先的金碧山水风格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水墨画。之前具备细致颜色铺设的画在技巧训练上比较费事，相对的，水墨既便宜又方便得多了。内藤湖南认为，这也是因应平民崛起而产生的变化。
平民、“自由民”崛起的背后，是唐宋经济的关键历史转型。宋代出现了更活跃的货币交易，关键就在于当货币摆脱了以贵重金属为材料的限制，有了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代替形式。最主要的突破当然就是纸钞的运用和流传。货币发达，交易扩张，经济活动也就越加频繁，循环刺激了货币进一步广泛流通，为“自由民”开放了许多过去并不存在的行业机会。
新兴的行业之一，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金融业，它的建设到货币价值的储存和移转。在货币的刺激下商业贸易范围扩大，也就创造了运输业的需求。隋唐建立了一套水路交通基础网络，原本是为了帝国整合统治的需要，应付运粮、平乱等局面。
但是到了宋代以降，交通网络发挥了促进商业贸易的作用，培植了前所未见的运输业规模。运输发达又再带来运输中继转运点的建设，从而催生了许多新的城镇。这种明显依附于商品运输而产生的商业城镇，或是运输中枢式的城镇，是唐朝以及之前的朝代没见到过的，在宋代以后却如雨后春笋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冒涌出来了。
03.
什么是近世史？
内藤湖南这篇简明扼要的短文，提出了不同的中国史断代方式。从中国有信史到汉朝末年是“上古”，然后从汉末到西晋是第一过渡期。过渡期结束之后进入到“中古”，是从东晋延续到唐末。然后又有第二过渡期，那就是一般我们所称的“五代”。“五代”之后进入了“近世”。
虽然很简短，文章最大的贡献就在于点出了从“中古”到“近世”这重要的大断代，时代有了根本的变化，这启发了后来的学者，沿着内藤湖南所提示的方向，不断地发展研究，提出了种种的看法。
“上古”“中古”“近世”这样的断代大架构，这不就是把西方历史早就已经成型的Ancient-Medieval-Modern（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史）套用到了中国历史上吗？如果就是照搬西方历史的断代观念，那有什么了不起？
内藤湖南建构“上古”“中古”“近世”断代，有一项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西方研究中国的专业学问——“汉学”，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是不研究中国历史的。
根深蒂固的偏见来自于19世纪欧洲历史哲学最大的权威黑格尔。黑格尔讲述“世界精神”的时候，特别突出“东方”作为对比：“东方”看不到世界精神的开展，不像欧洲的变化，“东方”是长期停滞的状态。换言之，“东方”没有黑格尔历史哲学意涵底下的“历史”。
汉学家接触了中国传统历史，又加强了黑格理论所做的区分。似乎中国人所说的历史就是罗列出一个又一个的朝代，而每一个朝代看起来都很相似。他们认为，历史不是有方向的、朝着一个方向变化前进。历史在中国是反复循环的，一直在绕圈圈，绕了一个再绕一个。
那要如何研究中国历史呢？研究中国历史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样，“汉学”长期以来基本上是用一种“非历史”甚至是“反历史”的态度在对待相关的中国知识。
放进到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我们就能够理解，内藤湖南的断代概念其实是很激进的，既不同于中国的传统观念，也不同于西方的汉学观念。
首先，他非常清楚地指出：中国不是停滞的，中国不止有历史，而且中国有和西方同样的那种历史。运用在划分西方历史的架构，也能够适用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也具备有方向性的发展和变化。
例如，内藤湖南之所以将“上古”划分到汉末为止，理由是这段时期中国文明的力量持续地扩张。从黄土高原渭水流域那一小块地方开始，中国的势力，借由武力更借由文化的影响，一直不断地向外。这样的发展方向，到汉末中止进而逆转了，变成外面的“胡族”势力入侵中国，“以夷变夏”。
而“中古”时期也有明确的历史个性。因为外族入侵的冲击，为了自保，在中国文明区域发展出了贵族社会，在贵族社会上形成了特殊的皇帝贵族制、贵族国家制；直到唐中叶之后，贵族社会没落了，经过了古代的混乱过渡，到宋代建立，贵族制消失了，平民社会取而代之。以此，内藤湖南明确挑战了西方“汉学”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看法。
另一方面，内藤湖南也挑战了日本旧有中国学权威，例如白鸟库吉、那珂通世这些因袭中国传统而来的朝代循环观。中国历史对他们来说是一个个朝代递换所组成的。中国有“正史”，每个朝代留下一部纪传史的记录。
传统上认为“正史”加在一起就叫做完整的中国历史，而“正史”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以朝代为单位的。一个朝代有一部“正史”，朝代就是理所当然的独立单位。但内藤湖南提出了“上古”“中古”“近世”，各自都包括了好几个朝代，朝代就不再是那么根本的单位。
04.
唐宋之间的貌合神离
内藤湖南特别凸显了唐朝跟宋朝之间的差异。另外他还挑战了中国传统历史观里的“夷夏之防”。强调“夷夏之防”，就是要分辨汉人和非汉人的朝代差异。南北朝到后来在历史上为什么是以南朝作为正统呢？那是从“夷夏之防”的眼光去看，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那是胡人或者是胡化汉人所建立的朝代，是外族入侵所产生的结果。
同样从这个眼光看去，历史断裂应该要发生在宋元之间，汉人的朝代灭亡了，建立起了蒙古人的政权。从元朝到明朝，从明朝到清朝，依照同样的标准，也都是大变化，由胡而汉，又由汉而胡。
然而内藤湖南竟然将宋、元、明、清这四个朝代并在一起，当作一个历史时期，意味着宋元之间、元明之间、明清之间的变化幅度，甚至都比不上唐宋之间。这样就不只强调了宋朝和唐朝的巨大差异，还在观念上建构了宋朝和元朝的连续性。
表面上天翻地覆的宋元政权更替，在经济跟社会，乃至于文化上，有什么更底层、更牢靠的相似相续吗？于是，从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史学论题。
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从不同的方向得到了呼应佐证。例如陈寅恪的经典史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确证了唐朝的制度是从北朝一脉相承而来，唐朝的政治社会体制和之前的南北朝时期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的差异，绝对不是断裂的。这就呼应了内藤湖南的“中古”断代单位观念。
又例如钱钟书编了《宋诗选》，特别指出了宋代的诗相较于唐代的诗，并不是像一般所认定的同质继承。如果用唐诗的标准去看宋诗，是看不懂的，或者说无法准确欣赏的。钱钟书点出，在表面上看起来同样的“诗”这个文类上，唐宋之间是不连续的，也就是不能忽略“唐宋变异”。
再例如，钱穆讲中国文化史，总是以“辉煌灿烂”来形容唐代以下的文化艺术成就。钱穆也清楚地意识到，宋代之后的文化发展和唐代以前很不一样，不论是思想文学、绘画、戏剧，乃至于园林建筑，宋代之后出现了唐代之前绝对无法想象、绝对不可能存在的一些突破的性质。
也就是说，唐宋之间的历史划分，不是内藤湖南一个人提出的主张。如果不是历史内在就具备有这些丰富的证据，光靠内藤湖南一个人的力量，也就不可能在后来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进入历史这个比较论题中的其他人，也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之后，内藤湖南的论点经过了像宫崎市定等这些弟子发展得更为精确、更为完整，接着又被翻译成为英文，传入到了西方汉学界。于是在1950年代，就产生了热闹的Naito Thesis（“内藤论点”），在西方的学界引起了讨论。
长期下来，这样的断代架构理论也就逐渐地变成西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常识了。
05.
宋代以降，近世史观带给我们的启示
在《重述中国通史》这个音频节目中，我基本上沿用了内藤湖南的架构，将宋代到清中叶，也就是鸦片战争前，视之为“近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面对西方排山倒海而来的冲击，那就变成了“近代”或者是“现代”。
从内藤湖南提出他的观点开始，这些年来，“近世史”的观念有助于史学家看到，原有的贵族制社会如何彻底瓦解；相应地，一个具备高度阶层上下流动可能性的自由民社会兴起了。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关键历史大变革。
用这种方式，我们进入到“近世史”，我们用“近世史”的眼光来描述宋朝，了解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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