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押井守这样描述过宫崎骏：“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个很轻松愉快的人，但是当讨论渐渐热烈起来的时候，他却完全不给你留点余地，结果我被他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吉卜力无数次邀请押井守加入，他都拒绝了。“理由是他们管得太严了。……比如说，他们告诉你早上10点来，晚上10点回去，然后你得乖乖地不断工作一年或两年。但是在我这儿，在晚上之前没有人来，也没有人知道谁现在在做什么。……吉卜力很像克里姆林宫的翻版，宫崎先生像是主席，高畑先生就像苏联总统之类的，而制作人铃木无疑是克格勃首脑。但是他们做出来的东西，和他们组织内部的真实情形却完全是两码事。会聚集在吉卜力的，都是喜欢那种一致性的团结的人。……对某些人来说，它遵循着很好的秩序，但对其他人来说，那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法西斯主义。然而可以确定的一点是，只有在这种山一般的严厉控制之下，那样的电影才做得出来。”

　　“对一种创造性的工作来说，无政府状态至少要比权威下的自由要好多了。”押井守觉得。

　　这大概也是吉卜力工作室多年来缺少接班人的重要原因。新人难得被提拔为导演，还得接受宫崎骏在现场的指手画脚。比如《侧耳倾听》的导演近藤喜文，就因宫崎骏插手被迫改掉情节，两人接连发生冲突，关系急转直下。电影获得了当年日本本土电影票房第一的成绩。可是，“完成那电影后他急速地衰老。”宫崎骏说。两年后的1998年，近藤喜文因病突然去世。

　　“47岁，感觉人生不是在攀登，而是渡过了奈何桥。”许多年后，宫崎骏重提起他，揉搓着脸颊，缓解尴尬似地干笑两声，又沉默着低下眼睛：“很可惜。”他重重叹一口气。

　　2006年，宫崎骏的长子宫崎吾朗在吉卜力工作室成为导演。作为父亲，宫崎骏给他了更为尖利严苛的批评。

　　宫崎吾朗执导第一部动画电影《地海战记》时，宫崎骏去工作室看望，便在纪录片里说：“与其说不想见，不如说不想接近他。会令自己心情不好啊。”电影首映时，放到一半宫崎骏就离开了放映厅，抱怨：“就像坐了3个小时一样。”之后该片确实遭到外界严厉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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