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激进革命曾使现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呈现了二元化的断裂，一边到外间接受风暴的洗礼，一边还在家中保守最后的亲情，那么，这种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在登峰造极的浩劫时期，就更加无情碾碎了家庭这个传统文化的最后细胞。骨肉之间的反目、父子之间的成仇、夫妻之间的离间，曾被当做“先进”的事迹，被大肆鼓励和高调宣扬。

　　作为残酷的报应，如今充盈到耳际的各种消息，无论是从公而言，还是就私而论，上至政经大事、下至家务小事，如果能看得透彻些，就全都凸显了家庭文化的败坏与缺失。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已不再能为创造性转化的进程，提供足够的文化支持。也只有到这时候，人们才有可能省悟到，把“传统”与“现代”截然对立起来，有多么短视与荒唐。

　　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的家庭虽已不是原样的传统社会单位，因为它们在“全能社会”中受到很大的削弱，然而它们在那个原始积累的阶段，仍起到了基本的经济纽带作用。在这种建筑于血缘上的社会单位内部，毕竟交易成本最小，而相互信赖最大。

　　然而，一旦亲密合作的收益来到了，那么由于家庭文化的残缺，事情就已经在走向反面了，而且还完全可以预见：从现在开始，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文化上的缺失，会形成更加尖锐的挑战。

　　各种各样的信息，向我们呈现出了这样的局面：所谓富二代、官二代等已经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更不要讲，很快就还会有“富三代”、“官三代”的问题刺眼地凸显出来。一个家庭的起点越高，怎么反而对下一代的人格成长，构成了公认的和普遍的障碍？由此暴露了严重的社会病症。

　　这迫使我们去仔细思考：我们辛辛苦苦建造和维系的家庭，究竟应当传给后代什么？其实说来说去，也无非就是四种排列组合：

　　其一，除了赤贫，什么都不能传承给后代。如果是那样的话，情况当然会比较被动，因为孩子的起点会很低，什么都只能靠自己打拼，大获成功的几率相当微小，充其量是慢慢向上流动，给再下一代创造机会和充当阶梯。

　　其二，不过，也许人们未曾想到的是，相形之下或许更坏的反倒是，只传给后代以身外之物。这个起点看似颇高，身在其中者还会被认作幸运儿，然而，由于终点往往可怜或可悲，有时甚至比前一种的危险更大。对此，我们只要把分别来自中国和西方的两句谚语叠加起来，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方面是，“富不过三代”；另一方面则是，“当过帝王，方知当百姓之不易”！

　　更不要说，家族给后代留下了过多和过于笃定，也会让下一代无法获得基本的自由。法国哲学家萨特，基于其强调个体存在的现代意识，就曾非常独特地描绘出此类问题。他在小说《一个企业主的童年》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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