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相关专家是怎么说的?

　　近日，人口专家梁建章撰文，根据公开数据统计，广州、温州、合肥、宁波、贵阳等地区2020年全年或前几个月的出生人口数据(或活产数据)与2019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在9%～32.6%之间。据此，他认为，结合二孩堆积减弱、育龄妇女人数减少等因素，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比2019年有较大幅度下降已经没有悬念，“出生人口塌陷之狼”真的来了——“中国已经掉入低生育率陷阱”。

　　很低或极低生育水平一方面会导致人口迅速衰退，另一方面会造成高度的人口老龄化。这无疑是每个国家都希望避免或解决的人口危机，而其中又以“低生育率陷阱”最令人谈虎色变。

　　“低生育率陷阱”是奥地利学者鲁茨于200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那么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会变得很困难甚至不可能。

　　我们从中国的现状出发，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讨论“低生育率陷阱”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跨过去。

　　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低生育率陷阱”。

　　鲁茨认为，“低生育率陷阱”有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分别是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与经济学机制。

　　人口学机制认为，由于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会使得未来育龄妇女不断减少，进而导致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进入恶性循环;

　　社会学机制认为，父辈的理想和实际孩子数会通过家庭社会化的机制传递给子辈，由此导致子辈的理想孩子数也减少，进而形成出生人数恶性下降;

　　经济学机制认为，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悲观的经济前景和较低的预期收入，与年轻人的物质消费欲望被广告刺激较高，两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导致了年轻人推迟生育，减少生育数量。

　　其实鲁茨的这三个“自我强化机制”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真真切切地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其中感受最为明显的要数经济学机制了。教育、医疗、住房等直接成本、养老负担、机会成本极高地抑制了生育行为，“生得起、养不起”成为年轻人的普遍共识。

　　因此，如何对抗“低生育率陷阱”，也大多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进行，但具体效果却也各不相同。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的国家在进入“陷阱”之后，又爬出来了，有的国家在经过挣扎出来之后，又重新陷进去。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传统是制约生育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之一，除此之外，不同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生育政策(鼓励生育)也属于重要的影响因子，目前能走出低生育率陷阱的国家，其社会保障都偏向福利国家取向，而与此相对应的，东亚发达经济体如韩国、日本尽管有不少鼓励生育的政策，但仍深陷于低生育率陷阱不能自拔。

　　这里有一个国家特别需要提出来，那就是俄罗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几近崩溃，社会动荡，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一度下降到1.16(1993年)，而且死亡率急剧上升，被称为“人口灾难”。

　　但此后，随着普京的上台、国际原油价格的上涨，俄罗斯社会经济有了极大好转，到2013年，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又回到了1.7。

　　以俄罗斯为例，要从三个点看：

　　一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人口的急剧下降，并非常态，是非常状态下的情况，一旦经济复苏之后，生育率自然会有回升。

　　二是大力加强国民福利，为了鼓励父母生育子女，设立荣誉父母勋章，这是明显的外力刺激。

　　三是近几年来，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又开始下降。

　　分析俄罗斯近几年总和出生率下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近年来俄罗斯经济在欧美的联合制裁下，下行压力巨大，加上国际原油价格暴跌，民生日艰，生育意愿下降也是正常;

　　另外一点是育龄妇女减少，现在的育龄妇女主力最少。因此，俄罗斯近几年人口的减少，并不意味着它又重新进入“低生育率陷阱”，但切实地让我们看到了提升人口生育率的压力与艰难。

　　除了俄罗斯之外，OCED国家几乎都有完备的鼓励生育政策，尽管有的有效，有的效果仍待检验。

　　所以要对抗“低生育率陷阱”，仅靠释放堆积的生育意愿是远远不够的，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呼吁放开三孩，即使政策开闸，效果也不会非常明显。长期来看，只有无需“政策刺激”也能维持低生育水平的趋势性反转，才能证明“低生育率陷阱”是杞人忧天。

　　最近，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指出，“我国2019年人口出生率为10.48‰，创自2000年以来最低值。目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想要不掉进“低生育率陷阱”，或者在进入后想要爬出来，并不需要决策层绞尽脑汁，只需要把最简单，最朴素的需求实现即可。

　　造成生育率低的根本原因在哪?

　　中国社会的生育率低是和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更加强烈。但是与之而来的也是生育成本的大幅度提升，从原来养一个孩子能够吃好吃饱就行了，到现在的孩子从孩子没有出生就开始各种各样的竞争，从胎教班到后来的进口奶粉到稍微长大以后的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再加上学区房，这些高额的成本让很多年轻人望而生畏，很多人想着自己的生活需求还满足不了，生孩子跟着自己一起遭罪不值得。

　　其次，这也是和当今的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中国社会虽然一直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之下，这样的想法也被大多数人所抛弃，更多人想的是自己要过好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这种个人主义精神。这样的文化就是说自己要把自己的资源投资到自己的身上，如果生一个孩子不仅会限制自己的时间和行为还是使得自己的财富受到各种各样的缩水和影响。

　　最后就是我国养老体系的不断完善。对于大多数年龄大的人来说，养儿防老是多数人的想法，认为自己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养一个孩子，那么等到自己年龄大的时候就会没有人照顾自己。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这样的顾虑也都消失了。

　　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是什么?

　　国家统计局分析，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仍具潜力。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达到峰值9.22亿人，之后增量由正转负，总量进入减少阶段，2018年为8.97亿人，仍保持近9亿人的规模，劳动力资源绝对量依然庞大。

　　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知识技能水平不断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82年的刚刚超过8年提高到2018年的10.63年，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提供了坚实人力基础，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了强有力人才支撑。

　　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将加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压力，减弱人口红利，持续影响社会活力、创新动力和经济潜在增长率，是进入新时代人口发展面临的重要风险和挑战。

　　不过，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发展，我国养老产业的需求也在快速增加，老龄化市场潜力很大。

　　不过，目前我国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导致了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0%，0~14岁人口比重为22.9%，老年型年龄结构初步形成，中国开始步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11.9%，0~14岁人口占比降至16.9%，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

       中国如何走出低生育率陷阱，这一方面任务比较繁重，需要更持久的动力，社会的进步，人们的思想也就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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