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受访者提供

 

　　一名同学公开写信称，“邵一卜是班里第一个自己上学而不用父母接送的同学，开朗、温暖、乐观、勤奋，这是我、也是全班同学对她的印象，听闻（欺凌）这件事，我们也都深感震惊。她与其他同学从来没有不同，可以说是受全班同学尊敬的 者。”

 

　　中国新闻周刊多次联系上海市莘城学校及邵一卜班主任，电话均未能接通。据红星新闻报道，闵行区教育局称，已有工作人员根据相关管理条例督促学校处理此事，此事正在进一步协调处理之中。关于邵一卜母亲网上所发言论是否全部属实，其表示涉及校园欺凌认定一事，得由学校欺凌治理委员会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认定。

 

　　6月26日下午，上海闵行区教育局发布通报称，6月15日接到尤女士信访（举报）其女邵同学被欺凌一事，已成立工作组，督促指导学校“校园欺凌治理委员会”依法依规开展调查。目前，邵同学已返校复学准备中考。

 

　　这件事目前还没有定论，不过，校园欺凌现象不容小觑。2017年，《中国校园欺凌调查报告》数据显示，按照校园欺凌的方式进行分类，语言欺凌是校园欺凌的主要形式，发生率明显高于关系、身体以及网络欺凌行为，占23.3%。2019-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教育治理现代化课题组也调查发现，语言欺凌的发生率达到17.4%。

 

　　陕西光合行动青少年教育与发展研究院的创始人沈旭长期关注校园欺凌。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校园欺凌的认定本身是很困难的。对差异的不接纳、不允许不符合标准，不允许弱，只接受强，这些是导致校园欺凌很重要的原因。

 

　　“外貌、家庭背景、成绩等不对等，都可能导致校园欺凌，甚至很多被欺凌者正是因为表现过于优异而被嫉妒，进而遭到排斥，这种情况其实很多，也是学校较难以处理的情况，因为很难拿到证据，甚至说不清原因。一些欺凌者可能只是也想表现得 ，但他们没有出口，就会将自己的不满转向他人进行宣泄。”沈旭说。

 

　　在山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文新教授看来，校园欺凌的难以认定与校园欺凌本身的性质有关。欺凌事件中，蓄意伤害性难以进行判断，欺凌者会推脱自身责任，倾向于否认自身意图。另外，由于欺凌事件中的力量不平衡性，受欺凌者、旁观者不愿意或不敢报告欺凌事件中的真实情况。

 

　　其次，校园欺凌的认定缺少权威的参照标准。张文新解释，现阶段，教育部、未成年人保护法中给出的校园欺凌界定不够准确。这一界定有两个问题，一是未充分体现欺凌事件中的“力量不平衡性”。二是教育部给出的校园界定中关注了身体、言语和网络形式的欺凌行为，但是忽略了“造谣诽谤”、“社会排斥”这类典型的欺凌行为。此外，现有政策、法律中，并未对欺凌给出一个明确的操作定义，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的分级标准。

 

　　张文新教授团队对全国700余名教师的调查研究发现，70.3%老师认为自己无法有效应对欺凌。在实践过程中，许多学校面临缺少专业心理健康教师、班主任缺少专业技能培训的困境；配有专业教师的学校，通常存在现有师资无法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开发校本心理健康课程、遇到心理危机事件无法及时开展专业处理等问题。

 

　　校园欺凌发生后，我们该做些什么

 

　　出现校园欺凌后如何应对，也是学校和家长关注的话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提到，学校应当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教育部等十一部门于2017年印发的《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也对情节轻微的一般欺凌事件、情节比较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屡教不改或者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以及涉及违反治安管理或者涉嫌犯罪的学生欺凌事件如何处置，进行了明确。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法条，也对校园欺凌有关事项作出规定和指导。

 

　　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纪林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具体的操作中，家长获知孩子遭受校园欺凌时，要主动安抚孩子，及时主动联系学校，让老师清楚欺凌给受欺凌者带来的严重后果，并及时询问学校采取的行动和措施的进展，同时，通过家庭教育，共同思考改善孩子目前处境的办法，对受到欺凌的孩子进行社会技能训练，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如练习自信地说出“不”等。

 

　　“学校主管部门需要承担起欺凌干预的责任，对在校的欺凌者实施欺凌干预”，纪林芹说，如果欺凌事件比较棘手，或者干预并没有使欺凌情况得到改善，学校主管部门也应联系双方家长到校商讨处置的事宜。在实施干预过程中，要及时告知家长处理欺凌事件的程序与进展。

 

　　不过，在张文新看来，目前防治校园欺凌的难点是有多个方面的。一是社会大众缺乏对校园欺凌及其防治的科学认识。在未成年人的教育实践中，许多一线心理教师或班主任不能有效区分欺凌（尤其是关系欺凌）、攻击、同学打闹等行为现象，多数社会公众往往低估欺凌的发生率和消极影响。

 

　　二是干预过程中忽视了学校在欺凌防治中的主体地位。张文新说，在理念上，欺凌防治工作经常被学校看作是一项可有可无的辅助工作；经常将卷入欺凌事件的当事学生归因于家庭教育不良的结果。在实施上，许多学校缺少科学的工作指南、工作体系与工作思路、具体举措以及配套师资等，没有针对欺凌事件的事先预防工作方案。

 

　　此外，缺少科学有效的预防干预方案、缺乏实施欺凌防治的专业师资，也是治理校园欺凌的难点。

 

　　在沈旭看来，干预欺凌，需要成年人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教师和家长批评教育，欺凌者道歉，与被欺凌者握手言和，并不意味着欺凌结束，反而可能会让欺凌更加隐蔽，“他们如何成为欺凌者，背后有非常多复杂的原因。同时，这些孩子也需要支持，他们同样需要关爱和辅导。”

 

　　沈旭认为，在欺凌事件发生后，最关键的不是界定是否为欺凌，或者谁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而是倾听孩子的表达，同时让大家明白，我们要创造的是一种平等的文化和氛围，创造这样的文化、减少和干预欺凌、暴力每个人都有责任。“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注意如何引导孩子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健康地表达情绪和压力，能接纳差异、多元价值观，让孩子参与讨论、共同创造轻松、公正、平等、的文化与氛围，教师以及家长需要思考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对孩子多一些倾听，允许他们表达负面情绪、允许犯错、允许不完美，并能坚定建立界限，引导并示范如何做到尊重。这些是预防和干预欺凌的关键。”

 

　　中国心理学会校园欺凌与暴力防治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山东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陈光辉则建议，对于学校情境下的一般欺凌事件，可以采用基于心理干预的谈话方法，安抚受欺凌者情绪，促使欺凌者改变其行为和态度。严重欺凌事件发生后，学校可以委托具备心理咨询服务资质的专业机构对受欺凌者进行心理咨询；对于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事件中的欺凌者，学校可以请公安机关参与警示教育或予以训诫。

 

　　除了应对校园欺凌事件外，学校还应注重校园欺凌的预防工作。纪林芹强调，教育惩戒和法律手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儿童青少年的行为，但不是终止欺凌发生最有效的方法，“从长远的角度和更广泛的效果来看，过多的惩戒措施可能导致师生关系恶化，使学生出现一系列严重的情绪问题和行为问题”。

 

　　沈旭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从法律条例到校园欺凌委员会，到学校定期举行的防校园欺凌讲座，这些基本的防范措施正在逐步加强，但在她看来，校园文化和价值观建设，也是最重要的内容，“如何鼓励、引导孩子正视自己，表达个人情绪，包括对自己和他人的不满，这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陈光辉还提到，旁观者是欺凌事件中重要组成部分，欺凌事件中旁观者的行为也会受到同伴、家长、学校等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他说，如果欺凌行为不能得到及时制止，旁观者会通过观察同伴而习得他人的欺凌行为。因此，在安抚受欺凌者、教育欺凌者之外，教师还应严肃、公开地向班级中的同学说明欺凌的危害，强调欺凌发生时，不要围观、起哄，要站在受欺凌者一边，尝试制止欺凌，及时将欺凌事件向成人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