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岁的郑雅君的故事可以写成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本科、研究生就读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获中国社会学年会 论文奖，硕士论文获首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 学位论文奖。获得「复旦大学 毕业生」、「上海市 毕业生」称号，目前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标准的精英。

　　另一个版本是：她生长在地处偏远的甘肃省张掖市，少年丧父，由母亲独力抚养。中学时的郑雅君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却因过于紧张，导致第一次高考失利，只能复读。第二年考入复旦后，她听不懂老师讲课，甚至听不懂出身大城市的同学聊天。大四时，她发现自己找不到毕业出路，只好申请延毕一年。

　　某种意义上，是后一个版本里的郑雅君造就了前一个。在大学受挫后，她开始思考：大学生的出路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弱势背景出身的学生，到精英大学后常常碰到障碍，难以融入？同样是金榜题名，为什么出路千差万别？

　　郑雅君访谈了两所精英大学的62名同学。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拥有不一样的大学生活体验和职业方向。郑雅君发现，精英大学是一所精心布置的「迷宫」，学生需要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个出口，并拥有一套认识和安排大学生活的技巧——大到职业规划，小到选课、参加各类活动、刷实习履历，才有可能顺利「通关」，在毕业时获得尽可能理想的出路。

　　在此过程中，那些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通常会因为对这套规则的熟谙而占得先机，弱势背景的学生则往往会经历茫然无从的阶段，有的甚至在临毕业时才匆忙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上大学的方式，制造了毕业出路的阶层差异。

　　郑雅君以此为课题写成了硕士论文，进而扩展成了一本书《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在书中，她根据访谈案例进行了剖析，呈现出路分化的原因和过程。作为一个不算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她更多地共情和自己相似的同学。她认为，一时的所谓「落后」并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感所在，并努力践行。

　　以下根据郑雅君的讲述和《金榜题名之后》中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1

　　2018年，我正在香港大学上博士一年级。八月的一晚，我和一位师兄站在校园的路边上，聊着我新一轮田野调查的感受。那时我刚结束了对复旦大学选调生的访谈，自觉有不少新发现。

　　那时，关于大学生出路的问题，我已经研究了近5年。从复旦到港大，我一直在追索：大学生的出身背景和他们在一流大学接受的精英教育，怎样对个人的生涯选择共同产生影响，造成他们毕业出路的分化？

　　我在复旦上本科时，母校本科生的去向大约是三成出国留学，三成保研，三成就业。看上去光鲜的整体数据，抹不平个体的差异：有人手握多个优质offer，有人临近毕业才匆忙找了个工作，还有人不确定该干什么，依照好学生的惯性选择了直研甚至直博，将未来五六年漫长的时光交付给或许并不真心喜爱的学术研究……而我自己大四时甚至找不到出路，只好申请延期毕业一年。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为什么出路千差万别？

　　恰好在那时，我偶然发现了社会学的视角和解释能力。虽然我是社会学专业的，其实之前一直并不真正理解社会学，也不知道它能用来做什么，只是按部就班跟着老师，把社会学作为纯粹的「知识」来学习。

　　大四那年，我选修了一门通识课，《中草药概论》。原本以为会讲开方抓药之类的，没想到上课的是一位研究生物化学的老师，完全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讲中草药。

　　例如某种中草药里起作用的是什么化学成分。我突然受到启发，想到同一个课题，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再回过头看社会学，我发现它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视角，去看个体的命运被什么更宏大的因素影响。就这样，临近毕业时，我终于意识到了社会学在做什么。

　　我找到我们系的周怡老师，跟她说想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大学生。虽然我那时候在我们班根本不算出挑的，但周老师还是给了我很多支持，她建议我继续读书深造，「任何题目其实都能做出东西来，只要找到好的切入口」。延毕那年，我静下心来读了不少相关的书。我想，既然已经决定做学术了，就慢慢来，慢慢来比较快。

　　本科毕业，我进入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研，正式开启了研究。为了增强自己的社会学功底，我在高教所读研的时候还「篡改」培养方案，主动选修了不少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专业课，继续和我社会学系直研的很多同学厮混在一起。我们有一个五六个人的小圈子，都对教育社会学感兴趣，一起去上李煜老师新开的「教育与社会」，吃饭也是聊研究相关的东西，有时候也拉着李老师一起吃，俨然是一个迷你版的学术共同体，我研究能力上的很多长进都来自于这个共同体。

　　我先在复旦找了18名同学做访谈，之后又到北方一所 大学访谈了20位同学。了解他们的家境：家庭的经济地位、地域、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自己在校的感受和投入，以及未来的职业方向。

　　一开始和那些出身背景好、精英气质浓郁的同学聊时，我心理上有些紧张。我来自西北小县城，在我的印象中，那样的同学都很自信，也更容易对人对事进行评判，甚至挑剔。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像数学院的经纬家在上海，父母都是企业中层，家在上海市区有4套房。他毕业于上海「四大名校」之首的某所 高中，学校开设了500多门发展课程供学生选修。经纬的高中生涯，和普遍印象中的苦读完全不同。和他聊天时，他经常用来形容自己的一个词是「有趣」，并且毫不讳言地批评数学院的很多同学学业 ，但「不够有趣」，「最后还是去了四大这种很普通很稳妥的地方」。

　　相形之下，出生背景较弱势的同学整体显得茫然、保守。冰倩是留守儿童，从湖南乡下考进复旦。家里从没出过大学生，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么上大学。冰倩觉得上了大学就自由了，懵懂地凭着兴趣上课，刷剧，到大三才发现自己的绩点根本没有保研资格。她也没有任何实习经历，匆忙准备考研也失败了，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坐在我对面，冰倩眼中流露出失落与懊悔。北方大学的禹海来自山西农村，虽然成绩不错，但他意识到了自己和其他同学的不同。比如同学要出国了，他才意识到还有这样的路径：「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别人晚个一两年，差别很大。」

　　随着案例累积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大学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标准走法。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学生们在各条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迷宫」出口的路主要有三条：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和求职，对应着不同的筹码要求和兑换率。比如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就要着重提升成绩和外语能力，最好还能参与学术研究和境外大学交流项目；如果准备求职，成绩就仅是次重要的要素，实习经历和对行业的了解更加关键。

　　进入精英大学，学生需要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个出口，并拥有一套认识和安排大学生活的技巧——大到职业规划，小到选课、参加各类活动、刷实习履历，才有可能顺利「通关」，在毕业时将手中的筹码兑换成尽可能理想的出路。而这套技巧，更多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带来的。换句话说，那些出身背景好的同学，比其他人更加「会上大学」。

　　在北方大学做访谈的那个冬天，告别被访者后，我常常迷失在庞大的校园里。就像我，以及和我相似的同学，因为缺少优越的文化背景加持，在大学四年里，难以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2

　　大四上半学期，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交换生。宿舍区在半山，正对着吐露港，一眼望出去，大海茫茫无际。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是那样，看不到出路。

　　这是三年茫然无措的大学生涯带来的结果。进大学第一年，我特别想不通一件事。从小到大，我已经够努力了，没有浪费任何一天，为什么和其他同学相比，我看上去那么差？

　　怎么差呢，甚至连别人说话都听不懂。同宿舍3个室友，一个上海的，一个昆明的，一个沈阳的，我是 一个来自省会城市以下的。她们很友好，但我发现自己听不懂她们聊天。她们说托福，我一脸懵，那是什么？

　　一入学有个英语测试，根据成绩分到不同层级的班里上英语课。室友们都进了 的班，我进的是倒数第二层级的班，据说哪怕不参加测试，也能分到那里。更挫败的是，连这个层级的课我都听不懂。我高考英语136分，不算是个太低的分数，但一直是按应试去学的，我当时的实际英语水平不足以造出一个日常生活中能用的句子。

　　选课也让我摸不着头脑。课程不该是学校安排好的吗，怎么还要自己选？室友们也不太明白怎么选，不过她们会找学长学姐们请教，带回来一些经验。比如尽可能把通选课安排在大一修完，其他课程也尽量往前赶，为高年级出去实习争取时间。我就照猫画虎地学着大家的方法选。我还得去学校的机房，因为我当时并没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在我老家「据说」这不是必需品。

　　到了专业课上，迎头又是一击。大一的专业必修课有徐珂老师讲的《社会学概论》，徐珂老师课讲得好是有名的，因为这门课是很多社科专业的基础课，别的学院的同学也对这门课赞誉有加。新闻系都有很多学生修他的课。他上课经常用很多电影来举例，像《玫瑰的名字》《巴别塔》《楚门的世界》《肖申克的救赎》，来帮助学生理解当时对我们而言还很陌生的社会学理论。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电影，更别说理解背后的理论了。

　　后来和徐珂老师熟悉了，我告诉他，那时一到他的课堂上我就睡觉，因为听不懂。一次迷迷糊糊醒来，只见徐珂老师两手在空中托举，说「社会就这样浮现出来了」。我心里嘀咕这是啥啊，社会咋还能浮现出来？

　　还有一次，老师表扬一位同学的课程作业。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篇作业叫《金色拱门之下》，讲社会的麦当劳化。理解那套文化符码的人一看标题就明白是说社会像麦当劳一样，正在变得快速、流程化。但我不懂，只觉得同学好聪明好厉害，我只知道麦当劳是吃的，他们怎么还能抽象出一套东西来？

　　而我中学时除了三毛，基本没看过别的课外书。三毛还是在刷N遍题后，挤出空偷摸看的。对人文社科知识，我的了解可以说是零。我妈是学农林的，她也不懂那些，不可能给我什么启蒙。慢慢地，我意识到自己和很多同学的文化底色不同。他们在用那套彼此洞悉的语言交流，我身处他们之中，就像个山顶洞人。

　　就连参加社团，背后也是文化资本在起作用。我加入过校园媒体，但不会找选题，判断不出什么值得做报道，写出来的稿子也不符合要求，不久就退出了。还曾经想进学生会学术部，觉得听上去挺高端严肃的。面试时学长问我，假如我们举办一场活动，嘉宾迟到了，你作为组织者需要唱首歌维持气氛，你会唱什么歌？你知道我唱的什么吗？我唱：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

　　结果当然被刷掉了。后来想想，学长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对「文化密码」，看我和他们的要求是否匹配。如果我唱一首年轻人都喜欢的流行歌，或是更小众、显得更有品味的歌，肯定就能通过。但高中三年我是不允许自己听歌的。因为一听歌旋律就会刻在脑子里反复播放，会影响我学习。打车去考场考试，我都会特意请司机不要放音乐。当下流行什么歌，我根本不知道。

　　后来我在访谈中了解到，很多来自弱势背景的同学都经历过和我类似的冲击。因为不具备精英大学中默认掌握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我们撞上了「文化障碍」。

　　整个大学四年，我都在追赶周围的同学，试图至少看上去和他们相似。别的不说，成绩不能落下。我找教材，画重点，背诵，应对考试。需要写论文或读书笔记的，就慢慢摸索老师喜欢什么样的文章套路，照着去写。毕竟也不笨，整天花心思经营这些，成绩还过得去。但其实骨子里没变，还是做题家那套思路和方法。交际圈也限于和自己背景相似的几个同学。后来我读到哈佛大学教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书中指出「入学并不代表融入」，那时的我，并没有融入大学的主流文化背景和生活。

　　到了大四，我得到机会去香港做交换生。这其实也是一个随大流的举动，因为同学们都去境外大学交换，大部分是大二大三去，我因为英语不行，一直拖着不愿考语言，拖到了大四。当时还是很高兴的，虽然晚了点，毕竟看上去和同学们一样了。

　　体验了一段时间新鲜感，寻找毕业出路的压力来了。我才发现，在主流的几条路径上，自己几乎都没有做好准备。我在一个做社区建设的公益机构当了很久志愿者，工作能力很受肯定，就想着要么去那里工作。结果机构里带我的老师跟我说，国内的社工发展不算理想，以你的学校背景，没必要做这样的工作，拒绝了我。如果想保研，则要从10月份开始准备一系列手续，而我人在香港，在复旦处于休学状态，没办法申请。至于出国留学，也没有提前筹划。

　　那几个月我特别焦虑，每晚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白天又醒不来，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一次起晚了，想起还有广东话课的口语考试，急匆匆赶到考点，考试已经结束，教室里空无一人。我站了一会儿，怅怅地离开了。

　　错过这个考试对我的成绩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经糟糕到连正常生活都维持不了的地步。到了年底，出路仍然没有着落，我终于决定，延期毕业一年。

　　不能按期毕业，感到挫败是必然的。好在那时，社会学的养分已经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我想，陷入这种困境不全怪我，而相当程度上在于我生长在西北小县城，起点比别人低，来到名校，我需要更多时间去适应。当时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我至今都感谢复旦，在我无路可走时给了我一个缓冲期。当时我已经修完所有课程，没有所谓正当理由要求延毕。但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的延毕申请。

　　从香港回到复旦，好舍友在宿舍区门口等我，帮我拿大包小包的行李。在被关爱的氛围中，我舒缓了下来。延长的一年，也让我终于能有个空隙缓口气，寻找方向。

　　从那时起，我开始想要研究大学生的出路。大家不是都说，上了好大学，接受了好的教育，就会有光明的出路吗？为什么我4年下来一个出路都没找到？到底卡在了哪里？教育和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迫切地想要弄清这些问题。

　　在校园里做访谈的郑雅君

　　3

　　我自己算是依靠教育实现了向好的流动。中学时，我一直是小镇做题家，臻于化境的那种。

　　小时候，确切地说五年级前，我过的就是普通小孩的生活，挺无忧无虑的。我家在甘肃张掖市临泽县，我爸在发改委工作，妈妈在林业系统。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靠上大学跳了龙门，从农村老家走了出来。

　　那时我爸爸工作上挺顺利的，做到了发改委主任，我妈觉得，一家有一个人干事业就够了，她应该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单位要她下基层锻炼，方便将来提拔，她不肯去，宁可不提拔，就是为了不离开家。

　　我上五年级那年，我爸出了车祸。好好地出门，人就那么没了。一夜之间，我妈的整个行动逻辑都变了。她觉得她没了依靠，我也没了依靠，只能靠自己了。从那时起，我妈生活里最重要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动用所有她够得上的资源和力量，去支持我的学业。

　　她把我转到相邻的一个县城上初中，寄住在亲戚家。因为临泽县太小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事，当时我在学校当班长，有时要管理调皮的同学，有人就会用你没有爸爸这样的话来嘲笑我。我妈怕我受影响，给我转了学。生活一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用忧虑的掌上明珠，突然就背井离乡，没有依靠似的。

　　其实那时我并不理解死亡是什么，爸爸不在了对我会有什么影响。我爸在的时候也不管我，他只负责给我买好吃好玩的，日常照顾我的事是我妈在做。最直接影响我的是我妈的焦虑感。我才11岁，她就老念叨，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有时我妈半夜睡不着，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好像在对我爸说话，抱怨说你一了百了，我怎么办，现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听到后会有负罪感，觉得要是没有我的话，我妈就可以跟着我爸去了。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从一个宝贝变成了累赘呢？

　　我那时候经常做梦，梦见我妈可能哪天自杀了，或者说精神分裂，没办法照顾我了。我就老在盘算，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我们家房子值多少钱，能不能卖，应该找哪个亲戚求助。后来很多年里回顾自己的生命，我才发现我的很多恐惧、恐慌，其实都来源于那时。

　　到我初中毕业，我妈觉得张掖市区的高中更好，想尽办法把自己从临泽县调动到了张掖市。你知道想从县城调到市区特别难，但她就是做到了，为了让我能在张掖市上高中。

　　高二读了文科后，我真的是努力到了极限的程度。因为高一时不太适应，数学学不好，英语也一般，整体成绩比较差。我妈找了各种人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像我爸有个同学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民乐一中的校长，我妈就把我领到他家里去受训，听他说以你现在的成绩根本考不上大学，你不可以这样，看看你妈妈对你付出了多少，你没有选择，必须要好好学习。

　　我们上学本来就早，7:30或者7:00就要早读，我为了能多学一会儿，会再早起半个小时，晚上学到一两点才睡。学校规定每天要跑操，我要么溜号，要么跑操时也带着小纸条，边跑边抓紧背几个单词。真的是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渐渐地成绩赶了上来，在年级位居前列。

　　那时我肯定是那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好学生。比如考试的时候，我们按成绩排考场，我永远在第一考场的头几个位置，周围都是成绩接近的同学。答卷的过程中，我会故意做出轻松的姿态，翻卷子翻得很快，表示我已经做到第二面了，你们还没有翻面，给周围同学施加心理压力。现在反思，一个人想要在竞争中获胜的想法太过强烈的时候，真的会催生出一种人性的「恶」。

　　但其实私下里，我根本没有那么气定神闲。每次考试前我都会压力爆棚，情绪崩溃到哭，担心万一没有考到前面的名次怎么办。有时我妈看见了，会跟我一起哭。高考对你来说是 的机会，你觉得这辈子的前程都压在上面，命悬一线。

　　第一次高考，我在这样巨大的焦虑下考砸了。考试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连勾股定理都想不起来，结果比我平时的成绩差了七八十分。下了数学考场，我就知道完了，要复读了。

　　那年我的成绩可以上个一本，但我没报志愿。我又不是考不上好大学对吧？要是去个一般的大学，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付出，还有我妈的努力。她每天在家把饭做好，给我送到教室，我吃完屁股都不用挪就可以继续学习。从我家走到学校也就15分钟，但她想帮我把这点时间都省出来。

　　复读那一年，我延续着高三的学习强度。我想，高考发挥失常，说明我对知识的掌握还是不够扎实，那就再一遍遍压实它。做题到后来，我一看题就知道出题的意图，它的考点，容易犯的错，做完就知道自己能拿多少分。焦虑还在，但焦虑已经大不过我的实力了。

　　第二次高考，考完数学后我想起算一道题时公式可能带错了。那道题是4分，我跟我妈说，要是那道题没错，我就是146分，如果错了就是142。最后果然是142。所以说，那时我已经是个臻于化境的做题家了（笑）。

　　最终我的成绩是全省第40名，进了复旦社会学系。当时我妈带我去兰州见复旦的招生老师，对方说以我的分数，进复旦只有法学和社会学两个大类可选。我不喜欢争讼，不想学法学，而且高中时看一些新闻调查节目，觉得社会调查挺有意思。虽然不知道社会学是干什么的，但感觉应该和那相关。我觉得如果能当一个新闻记者，去做些为社会争取公平正义的事，挺不错的，就选了社会学。后来做了访谈我发现，很多同学进大学时都是这么稀里糊涂报专业的。

　　在复旦门口和送我的妈妈告别，我对她说：妈妈你放心，我会好好学习的。我朦胧地知道大学和高中不一样，但并不清楚怎么不一样。跟我妈那样说的时候，我想的大致还是继续拿出做题家的努力和韧劲，在大学里拿好成绩。

　　后来大学上得不算顺利，在香港交换时那么焦虑，我从没告诉过我妈。延毕那个暑假我没回家，在学校跟着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熊庆年老师整理数据，其实也有点不愿回去面对那些关心的问询。不过，那时我已经确定了下一步要做什么，些许挫折感不会再困扰我。同班的同学们毕业时，我还和他们一起开开心心走了红毯。

　　在本科大五的毕业红毯上，郑雅君（右二）与妈妈和两个去年已毕业的好朋友一起走。

　　4

　　访谈完复旦的18个同学，我自觉已经找到了家庭背景和职业偏好间的某种联系：出身背景不具备优势的同学往往把更多权重放在了回馈家庭、求取稳定上，更倾向于回家乡做公务员这类工作；出身背景好的则更喜欢选择赚钱多，或是自己感兴趣的职业。

　　当年年底我到北方大学访谈，原本只是想验证自己的发现，却遭遇了挑战。在北方大学，公认最好的学生很多会去体制内，大家都觉得那样很光荣，赚钱是什么玩意儿，不值一提。我之前建立的框架一下就坍塌了。

　　回到复旦，我对导师诉苦，导师笑呵呵地说，解释不了也是一种发现，想想为什么解释不了？

　　一年后我再赴北方大学，在访谈中，北方大学和复旦的同学的共同之处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才意识到，问题出在我自己的预设上。之前我预设，每个同学的出路都是自己深思熟虑后选择的。我曾认为这个假设很自然，这么大的事，怎么会有人不多方思考对吧？但众多同学的真诚讲述让我看到，的确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做选择，并据此来规划大学生活。

　　在此基础上，我把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分为两类：「目标掌控」型和「直觉依赖」型。前者大部分来自优势背景的家庭，了解大学迷宫的规则，职业目标清晰，行动明确。而后者则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通常，前者能为主体带来更优势的出路。

　　和目标掌控型的同学交流，我时常能感到他们的自信和对职业方向的主动求索。像把「有趣」当作重要标准的经纬，本科期间数次创业，最后选定金融作为未来行业。为了入行，他跨专业考了金融类研究生，毕业后收获了好几个理想的工作邀请。最终经纬选择了做一家全球顶尖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工作地在香港，起薪50万元。他对此很满意：「这个工作可以让我用钱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投票。」

　　追求的过程中，目标也可能发生变化。有个和我一起去香港交流的学弟学的是新闻，原本满怀新闻理想。那几年新闻媒体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他跟我说，「理想不能当饭吃，我现在都羞于跟人家说我是搞新闻的。」他决定转向金融，开始费尽力气找各类金融实习，「我要洗白自己的简历」。因为跨行业，他找工作并不很顺利。求职期间我见到他时，他一脸疲惫，但仍坚信自己的选择：「既然都是当『打工狗』，我为什么不找一块肉多的骨头？」

　　目标掌控不一定都通向更现实、获利更多的出路，也有人走向了相反方向。我在北方大学见到一位陕西同学，他的选择令我充满震撼。他从热门的经济学逆流转到相对冷门的社会学，为的是「致力于社会的改善」。后来他回到陕西做选调生，经常在朋友圈关心社会时事、公平正义。

　　与目标掌控型相对应的，就是类似本科时的我这样的直觉依赖型。囿于文化资源的不足，意识不到要及早规划未来出路，或是迷茫度日，或是延续中学时的好学生惯性，一心只关注成绩。不少人到临近毕业，才匆忙抓住自己够得着的某个机会。禹海一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大三下学期选择了符合主流的路径——推荐免试博士。即便已经有了看上去光鲜的出路，禹海仍在后悔，没有早些思考自己的未来。

　　看到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路是怎么来的，我的很多困惑得到了共鸣。意识到这样的困惑不是个体的困惑，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被安慰，明白了本科时的茫然并不全是自己的错。

　　听了众多故事，我慢慢明白，为什么有时教育看上去对于改变命运很无力。社会本身就有强烈的「再生产自己」的惯性倾向，也就是说一个稳定社会的运转，总是朝着巩固和再造现存秩序的方向去发生。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源会自然流向那些本就富裕的地方。认识到这个，你就不会再那么naive地觉得读书理应改变命运，不然就是社会不公平。可这个社会就的确是不公平。

　　当弱势背景的同学苦苦摸索大学和社会的规则时，优势背景的同龄人早已从父母或更多信息源那里获取了信息。他们中有些人的父辈甚至是参与规则制定的人。前者只能遵从规则，得不到好结果时责怪自己不够 ，后者则有底气质疑和无视规则。经纬高三时参加过复旦的自主招生，成绩并不理想，因为文史科目需要识记的题他大多答不准确。「我 不会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上博士后的两个暑假，我又在复旦开展了两轮针对农村学生和贫困专项学生的访谈，激发了更强烈的共情。一个大四女孩告诉我，奶奶从小就跟她说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但在进入复旦前，她连电脑都没有接触过，实在不知道「有出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出息。

　　看着女孩的眼泪，我暗自决定，我的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迷失无从阶段的学子而写。从故事中，我挖掘出不少直觉依赖型同学最后获得较满意出路的例子，告诉同类学生，自己同样有过上好生活的可能性。

　　例如有个出生在农村的女孩，进入复旦后适应得较快，也很努力，学业绩点高，还拿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去了芬兰。视野拓展后，她决心以后要环游世界，体验更多未知的风景。本科毕业，她到香港读了研究生。在她看来，这段履历增加了她求职的筹码和做人的底气。回来后，她如愿进入一家 企业工作。

　　同样重要的是，从外显角度（比如职业获得）去测量，「直觉依赖者」因为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表现很可能不如「目标掌控者」。然而如果从多个衡量内在个人发展的角度测量，在大学里的散漫发展和自由探索，却可能让「直觉依赖者」在内在自我的探寻上取得进步。从迷茫到探寻，再到找到吸引我的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对此的一个小小注解。

　　在书里，我还剖析了大学迷宫的规则，希望为同学们顺利通关提供参考。社会的确不公平，但我想尽可能为被嘲讽为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学生做点什么。否则，我都对不起将自己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向我敞开的同学们。

　　复旦刚入学，身着「志德书院」书院服的郑雅君

　　5

　　刚上研究生那段时间，我经历了难忘的自我破碎。原因不是像本科时那样不适应，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突然成了 学生。

　　本科论文我根据和熊庆年老师整理的数据，写90后名校学生成绩和家境的关系，很意外地拿到了中国社会学年会的 论文奖。这是全国性的会，入围评奖的都是很好的文章，作为本科生能拿奖，我挺受宠若惊的。进入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研后，熊庆年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挺肯定我，加上好多研究生同学是从外校考来复旦，和他们相比，我对复旦肯定更熟悉，一下有了优势似的，成了出挑的那一个。

　　但我完全没有享受这种变化，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错愕。以前总怪自己不够 ，现在明明什么都没有改变，换了个地方就成 了，难道是真的变 了吗？其实没有，只不过是评价环境和标准变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此前很多年追求所谓的 有多荒谬。既然 不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取决于某个评价体系，那么我难道要为了被评价而耗尽自己的一生吗？

　　困惑接踵而至：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我的目标不再是赶上其他 的同学，那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迷一样，碰到人就和对方讨论，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有什么意义？甚至还去问了熊庆年老师。几天后，熊老师给我发了个邮件，附着他职业生涯中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在邮件里他说：这些论文，现在看来大部分都是「垃圾」。

　　熊老师的个性非常谦和，他的话一定有谦逊的成分。但我也能感觉到，他可能的确认为，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很多论文或许不是很重要。

　　老师的话给了我又一个冲击。过去习惯外界的评价体系时，我觉得做学术挺体面的。但当我开始向内寻求，熊老师让我知道，做学术也可能变得没有意义。并不是说走了学术这条路，意义就自动来了。

　　2017年硕士论文答辩现场郑雅君与熊老师的合影

　　我在访谈中加入了这个话题。继而发现，这似乎是这个年龄段的同学普遍的困惑。包括那些曾让我觉得有距离感的精英同学，他们和我一样，也要面临意义制造的问题。

　　我意识到，能够自由地去探索我的答案，还可以通过研究听到别人的答案，这是个非常大的特权和幸运。熊老师曾建议我把本科论文扩展一下，写成硕士论文，这样两年就可以毕业，能把延毕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但我坚持要做出路问题的研究，我说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解决自己的困惑。我不仅想弄明白大家的出路是怎么来的，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从出路中找到意义的。

　　复旦的昌盛生长于甘肃偏远农村，高考前没有出过省。到复旦后，他发觉和条件优越的同学比，自己的差距「不是努力就可以赶得上的」。他陷入长达一年的轻度抑郁，不去上课，拒绝社交。昌盛向我描述自己那段时间的状态：躺在三楼的床上看着窗外，「外面阳光很好，但我不愿意出去，我感觉我和外面是隔绝的。」

　　帮助昌盛寻求到意义的是他所学的社工专业。社工面对的大多是弱势群体，昌盛学习了如何帮助他们，也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慢慢从抑郁中走出来。后来他做了选调生。

　　还有给我深刻印象的梓桐，是从云南农村考入复旦中文系的。经历了兢兢业业刷绩点、参与支教、去台湾交流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大三时，梓桐开始跟随老师做一个古典文献学的项目。他渐渐发现，自己对读书和思想最有兴趣，确立了做学术的志向。「提出有启发的洞见或者观念，能够帮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我最想做的事。」他认为读了这么好的大学，如果满足于过小确幸的生活，「我觉得你是没良心的。」「只追求独善其身，不求道的话，那没有价值。」我问他所说的道是什么，他回答：是张载的横渠四句。

　　有些同学让我看到，有时，意义来自选择后的建构。前段时间我去都江堰旅行，见到了访谈过的一位复旦学妹。她毕业后作为选调生去了都江堰，现在在当地机关的政研室工作，专门负责写材料。她告诉我，可能自己写的东西80%落不到实处，但想想只要有20%能落实，也是善莫大焉。她与家乡有深刻的情感连接，愿意去服务当地。

　　我开始感到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不需要谁认可或是发表，而是它自身具备内在价值。它滋养了我的生命，扩展了我的认知边界，也让我更理解他人。你发现生活可以有很多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特别是虽说像家庭背景这样的参数无法改变，常会让人觉得无力，想躺平，但当你走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实比理论精彩得多。人如何看待自己无法改变的因素，如何创造意义，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也会觉得的确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说简单躺平完事。不夸张地说，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修改书稿时，我特意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了一章，讨论价值信念。我觉得，如果仅仅指出上大学需要具备的技巧，导致大家都钻营式地去学套路，这个没有意义，无非是换一种方式卷，搞成了成功学。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可能必须得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干什么，什么事情对自己有意义。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书出版后，我给每一位接受过我访谈的同学都寄去了一本。出乎意料，他们都很高兴，有人甚至在朋友圈主动披露「我就是书里那XX」。两周前，我在一档播客节目里分享了自己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并且公开了微信号方便接受反馈意见。没想到真的有很多人加我，绝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有的给我写了很长的信，表达自己的共鸣，告诉我这个研究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有的就是一两句话，单纯表达祝福和支持；也有的什么也没说，大概只想躺在我的朋友圈里，当一个安静的支持者。

　　博士六年，我继续着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的研究，即将论文答辩。全力将我从小地方托举出来的妈妈，将会看到我学业的最终成果。最近出了书，好多叔叔阿姨知道了，在朋友圈转发媒体对我的报道。我妈挨个点赞，回复「谢谢您长期以来的鼓励和支持」，再加两个抱拳的表情。

　　狗娃子，棒棒哒，她夸我。

　　毕业典礼现场的郑雅君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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