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5日，北京市交通委发布了北京市9月份交通拥堵状况的报告。该报告显示，9月份北京市交通拥堵指数比去年同期提高了10.3%。北京市除了重点研究深入推进弹性工作制和错时上下班工作方案外，还将“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

　　据说，这项措施若评估通过，相比目前的尾号限行，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将实行更严厉的限号措施。

　　单双号限行措施，实际上是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一种外加的强制性限制。按照法律的精神，公民的自由只以自愿让渡为得以限制的前提，非此，任何个人、团体和组织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之。并且，法律对自由的限制，只能以保护自由的原因得以限制之。所以，公民拥有自己的汽车之后，对其全权使用权利的部分让渡，如每周依车牌尾号限行一次，或依车牌尾号单双数隔天限行一次，能否在最大限度内保证每个人 上的自由权利，实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

　　任何对自由进行限制的措施，从管理的角度讲，都会有利于秩序的形成。就如车辆限行措施，哪种措施限制的车辆多，哪种措施就更有效。但是，公民自由权利充分实现的良序社会，是公民自由度与社会有序度达到某种平衡的社会。的确，没有一定的秩序，就没有自由落实的空间。然而，这绝非意味着秩序越严格、有序度越大，自由落实的空间就越多、自由度就越大。这里的关键之处就在于自由与秩序的关系，究竟是在公民充分享有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秩序，还是在秩序的基础上“允许”有限度的公民自由。于自由而言，这两者之不同，就如同笼中之鸟与空中之鸟的差异一样大。

　　显然，在秩序的基础上“允许”公民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在秩序的“剩余”空间内“配给”公民的自由度，可以大大方便秩序管理者和维护者;而在公民充分享有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秩序，无疑将会大大增加社会秩序管理者和维护者的责任。于是，越是在公民自由度小的地方，社会管理者就越是愿意用限制自由的方式来转嫁社会管理责任，减轻社会管理负担，以形成方便管理的所谓秩序。而这也正是这种类型的社会秩序“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症结所在。

　　因此，按汽车牌照尾数实行单双号限行的措施，至少有转嫁城市管理责任之嫌。其实，在北京等大城市，在道路交通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以北京为例，修建地铁造成的地面通行障碍，每日都有的临时限行措施造成的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造成的道路堵塞，都是管理水平和管理不当等方面的问题。

　　治理交通拥堵是社会管理方式改革的一部分。那种一说解决什么社会问题，就先想着如何限制公民的自由，就先盯着公民钱袋的方法，正是社会管理方式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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