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次次地被这些影像深深感动，它们，成为培育我历史责任感、运用摄影记录功能为历史作证的拍摄的力量源泉”—— 影像：责任与使命 ——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纪实作品评述

　　■特约撰稿/徐佳和

　　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摄影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全国性摄影艺术 个人奖项中国摄影金像奖，自1989年举办第一届金像奖以来，到今年，已经评出了9届。日前颁出的本年度中国摄影金像奖，是历届金像奖中获奖比例 的一次，也是最艰难的一次。凸显了参评作品水平高，专业化、高端化的趋势明显，摄影题材、手法新颖多变。尤其此次产生的10位（创作奖）纪录类的获奖者，体现了他们用影像关注社会、推动时代、礼赞生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纪录摄影的功能在记录之外

　　创作奖分为纪录摄影和艺术摄影两大类别，纪录类摄影从选择角度和摄影手法而言，等同于国际上通常称之为纪实摄影的作品。“纪实”这个词源于拉丁文的“docere”，意为“教导”，纪实摄影的功能不止于传达信息，还引导观众从照片中所透露的真相认知社会的某个层面。所以，纪实摄影，在记录功能之外，更应具有介入，以及改变社会现状的力量。

　　纪录类摄影，站在摄影家的角度，表现的应该是摄影家对环境的关怀，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性的追求。尽管有时候，摄影家会挣扎于记录事实与艺术家不苟同的两种态度中间，但最要紧的，恐怕是诚实，至少是面对自己时的诚实。而曾经，中国金像奖的获奖作品中，看得见万丈阳光，看得见整齐划一，却鲜有挞伐人性的弱点。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林路认为，虽然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在奖项的设置方面仍然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纪录类摄影和艺术类摄影之间互有错位，“真正的艺术类照片非常之少”，但是，在纪录类金像奖获得者中，因涌现出如雍和、于德水等 摄影人，而使本届金像奖在整体水准上比以往有了显著提高。

彰显摄影人的人文关怀精神

　　作为摄影记者的雍和，他的镜头以报道的方式对一些现象持批判的立场，构成突破点，如他关注市民的安居工程，但没有忽视拆迁中的矛盾。

　　“纪实摄影不论身份，用影像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是摄影人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同于职业摄影师的李亚隆，他将自己的社会身份与影像有机的结合，拍摄出许多发生在他身边的故事，并通过摄影的力量帮助故事中的主人公解决了现实生活中的困难。摄影于社会的意义由此可见。

　　而于德水的拍摄方向则出自纯粹的人文关怀，他的摄影作品聚焦在家乡的大河两岸，成为认识黄河的显微镜，画面中挤坐于马车上的一家人和一边踩着独轮车的孩子，衣着朴素，毫不光鲜的外表下更深沉的是普通人的一年四季，一日三餐。看似平常细微，这些平凡生活的呼吸，显现着独有的人性力量。

　　中国社会飞速前行的过程中，超现实奇观层出不穷，驳杂、浩瀚，而这些纪录类摄影师们，要正在消失的东西留下点什么来。

　　另一位获奖摄影人余海波，见证了深圳从无到有的历史过程，作品《大芬村油画》，带着观念摄影的感觉进入到纪实摄影领域，构造出一个平面空间之外的另一个空间，使画面的力度感和批判性更强些。

　　林路认为，在对社会的人文关怀上，第九届中国摄影金像奖放下了架子，评奖越来越趋向谨慎严格规范，整体的做法和态度，向前迈了一大步，这一大步鼓励着摄影人的信心和希望。

摄影更有担当作品更有力量

　　“希望在这个时代，摄影更有担当、更有力量！”

　　张国通是其中十分突出的一位摄影人。他自1992年开始，关注于抗日战争和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拍摄，深入国内十几个省份，18次远赴日本，以摄影纪实手段，采访拍摄了众多的战争受害者，收集了大量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纪实图片，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他说：“历史永远是一部厚重的教科书。不能否认，战争之后另一场‘战争’依然继续的现实。这是围绕民族尊严、历史尊严的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的决斗。生活在和平安宁的祖国的人们，很难想到另外一个战场，另外一场斗争的严酷性，尖锐性，这不是危言耸听。”

　　奚志农的获奖理由则突出表现在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执著追求。这次评委会第一次授予该领域正是顺应了时代要求。奚志农感言：在中国做一个野生动物摄影师就是在和时间赛跑，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保护区建立的速度，濒危的野生动物消失之快，甚至让你来不及留下影像。他说：“因为能拍摄到野生动物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它们越来越害怕人类。”

　　也许余海波的话说出了此次获奖者的共同心声：“摄影带给我人生中不同体验和反思，如同一面镜子让我找到对社会对生命的观看态度，在复杂的社会错觉中去选择价值；摄影坚定了我对生命的信仰，对生命终极生存意义的追求。摄影更是我寻找生命光亮的通途，为心灵打开一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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