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高德勇、陈智、陈勇、胡德厚
在我珍藏的所有私人照片中，我最喜欢、最看重的是这张1972年前后在陈勇同学家拍摄的“读书照”。照片中的人物分别是（左起）：高德勇、陈勇的弟弟陈智、陈勇、我），当时我们正在读《十万个为什么》。在“文革”时期，经过“破四旧”等极“左”浪潮的涤荡，几乎一切“文革”前的书籍、报刊都被扣上黑色的标签，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就是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毒素，侵蚀和毒害人们思想灵魂的“腐蚀剂”。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十万个为什么》来读，实在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快事。
我是1964年下半年调入民主小学读二年级的，虽然比这个班的老班底晚了一年，但很快就与同学打成一片。我和同学们相处融洽，亲密无间，特别是与高德勇、石鑫淼、陈勇、戴锡斌、杜贵平、崔明等同学，更是形影不离、不分彼此，成天泡在一起。因为陈勇同学家比较宽敞，房间多，又有一个不小的院子，所以我们最常去聚会玩耍的地方就是陈勇家。记得“文革”前陈勇家就订了《小朋友》、《好孩子》等少儿刊物，还有各种各样的“小人书”（连环画），这也是吸引我们同学们爱去他家玩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来到陈勇家后，往往是一人手捧一本书“小人书”或杂志，读得津津有味，完全沉浸在书刊所营造的艺术境界中，时尔开怀大笑，时尔眉头紧锁，时尔交头接耳，时尔品头论足……
我们徜徉在知识的宝库里，漫步在艺术的海洋中，我们的心随着《“三毛”流浪记》小主人公的命运跌宕起伏，我们的泪为高玉宝“我要读书”的呼唤洒落襟前；我们为抗金英雄岳飞的不幸结局扼腕叹息，更为“双枪李向阳”的大智大勇击掌赞叹……我们甚至从这些少儿杂志中了解到了侵越战争中美国鬼子掉进陷阱被竹签“万箭穿心”的新闻，知道了“美丽的哈比那”，知道了“亚非拉人民要解放！”
可惜好景不长。1966年我们读小学三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破四旧”的熊熊烈火中，大量承载着人类文明成果的媒介和载体——书籍、杂志、报纸、唱片、字画、相集……都葬身火海，化为灰烬。我们除了心痛，别无选择，眼睁睁地看着“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把从“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家里抄出来的好东西付之一炬，也看到许多普通家庭迫于压力“主动”把祖传几代和珍藏多年的字画、古玩、珠宝拿出来当众捣毁砸烂……即使在这样“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重负下，人们也熄灭不了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那年月，虽然大量书籍不是被“毁尸灭迹”，就是被打入冷宫“雪藏”，但暗地里悄然流传的各种手抄本小说却深受少年少女的喜爱。像《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手抄本小说，同学们争相地传看、传抄，有的为了抄书竟把手都累肿了。
到了1972年、1973年前后，情势有所转变，环境有所宽松，尽管“左”的印迹很深很重，过度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为工农业生产服务，但毕竟编写出版了一些可供青少年学生阅读的书籍、报刊，再加上劫后余生的“漏网之鱼”，我们总算有书读、有报看了。当然，我们喜欢读的书刊，还是那些实用性强的，对政治类的书刊不感兴趣。这与当时“政治挂师”“突出政治”的氛围是十分不协调的。于是，《十万个为什么》之类的书籍就成了我们的最爱，从中我们学到了许多知识和技能。在这方面，陈勇与我有着共同的兴趣和爱好，我们通过阅读无线电方面的书籍，自己动手组装半导体收音机。我们从组装矿石收音机开始，从百货大楼买来零部件，按照书上的指引，一点点地调整触针，使之与矿石的接触处于 状态……当耳机里清晰地传出广播电台的声音时，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们当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果，开始向新的高峰攀登。我们以一支半导体二极管为主要部件，把铜丝缠绕在电灯线外皮上做天线，再接上一个双联，就能从耳机里听到广播电台播送的《东方红》了！接着我们乘胜追击，开始组装单管收音机、多管收音机。我们按照书上提供的线路图，把线路板和所有的零部件放在一个小塑料盒子里，接好焊牢，仔细调试——这回不是用耳机收听，而是用喇叭播放了。当喇叭里传出我们喜欢的节目和我们爱听的歌曲时，那心情好像喝了蜜一样甜。现在看来，这些不过是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但在当时，我们成功的喜悦不啻于今天组装成功了一台电脑或添置了一台iPad！那种成就感可以让我们几夜睡不着觉。捧着自己组装的半导体收音机，白天听，晚上听，连走在马路上也把声音拧得大大的，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也有了半导体似的。即使现在，我家还在使用一台我用旧电话机改装而成的收音机，一摘下听筒，就是打开了收音机，就可以收听广播节目了。
岁月流转，如白驹过隙。如今我们都“奔六”了，眼睛花了，记忆力也减退了，书读得越来越少了。但40多年前我和同学在一起读书、装半导体的往事至今仍历历在目，回想起来仍然那么亲切、那么温馨。
（作者的单位：抚顺石化北天集团物业分公司葛布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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