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阳：哈哈。等我的《爱情万岁》和大家见面以后，不知会被归于哪一类，或者说，不知道读者会把我归于哪一类作家。于我而言，我不是为了将自己归于哪一类而写作。我写我最希望写的东西。若拿《二号首长》和《爱情万岁》相比，我更喜欢《爱情万岁》。我在这部小说中赋予的东西，比《二号首长》更多一些，使命感也更强一些。

　　广州日报：有人说官场小说教人学坏，您认为呢？

　　黄晓阳：这种说法，需要一分为二地看。什么人看到什么，恐怕是一个哲学的话题。作家肯定会写坏，写丑恶，写负面现象。但是，作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读者去学坏，而是通过负面理解到什么，领悟到什么。

　　在很多场合，我说过，中国的官场文化被误解，官场被认为是一个充满钻营厚黑学的地方。我不这样认为，我甚至认为恰恰相反。因此，我在《二号首长》的封面上写了三句话：“王者伐道，智者伐交，武者伐谋”。我认为，政治智慧，应该有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王道，第二层面，是技术，第三层面，才是谋略。而仅以谋略层面来看，还有两个层面，一是阳谋，一是阴谋。

　　《三国演义》过分强调了阴谋或者谋术，以至于后世将此当成官场教科书，这是一本误国误官的书。我写《二号首长》希望能够建立一门学科，专门研究官场的王道，总结阳谋规律。

　　广州日报：未来还会创作“官场小说”吗？

　　黄晓阳：我必须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完整，然后才会歇笔。大家现在看到的《爱情万岁》，就不是一部官场小说。我写我对生活的领悟，而不是某一类型的小说。类型是别人定的，我写我想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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