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距离开国大典只有短短5天了。晚上8时，忙碌了一整天的毛泽东、周恩来、郭沫若、沈雁冰等来到中南海丰泽园，参加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与会全体同志鼓掌通过，确定五星红旗的图案为国旗图样。

　　看见大家对国旗没有异议了，马叙伦又提出，是否在这次会议上把国徽、纪年、国都都讨论一下。而国徽讨论的基础，还是只能以那4幅供参考的图案为基础。洪深首先发言：“我觉得国徽图案都各有可取之处，但各图也都有毛病，如第一图的带子就不如第四图的好。中国版图画红色，而把其他国家画黄色，特别是把苏联画成黄色，非常不好，可否修正一下。”音乐家贺绿汀接着说：“我们国旗已经确定，最好能画五颗星。第一图的地球是立体的，地图又是平面的，整个图案看起来不协调，我也同意修改一下。”张奚若的意见，地球只要画纬度，不必加颜色，但中国版图一定要画上红色。郭沫若也谈了自己的三点意见：“第一，光芒来源不清，最好在地球上头画上一个太阳；第二，星的位置不适当，最好还是放在齿轮内；第三，带子还是第四图的好些。”建筑学家梁思成无论对构图还是色彩都有专门研究，他从专业的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构图的主题与目的是好的，但毛病很多。第一，各图主题之比例有些矛盾；第二，色彩太多，而且不调和，构图方面齿轮太程式化，而麦穗又太写生，也表现得不调和。中国图案有数千年的 历史，因此我们的国徽最好能够用中国图案画出来。”马叙伦见大家意见一时难以达成一致，就提出“是否可商定一个原则再去修改？”

　　仔细聆听完大家的意见后，毛泽东也感觉国徽一时半会儿难以定下来，与其仓促确定，不如再放一放，毕竟国徽不同于其他标志，这是新生共和国的象征，确定国徽是庄严而慎重的事情。于是，他提议：“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马叙伦则坚持要确定一个原则，因为这样，往后的工作也好操作。在一旁的徐悲鸿拿起第一图看看说：“我觉得可以把这张图修改一下，原则上我完全同意这个图案。”张奚若马上提出反对意见：“现在我们这些图案都太像苏联的国徽了。”毛泽东接着说：“如果说太像苏联了，我们是否先不决定原则。”艾青提出自己的看法：“假使要定个原则，就叫原设计者张仃同志重新修改一下。”洪深马上补充了一句：“修改要根据第一、三、四图为好。”

　　毛泽东见大家都同意修改，总结性地发话：“原小组还继续存在，再去设计。”

　　《国徽修正案》决定采用以天安门为主要内容的图案

　　1949年9月26日，国旗、国徽、国歌、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发布第一次会议报告，其中第三项对国徽作出这样的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

　　这样，马叙伦和沈雁冰就继续领导原第六小组，组成国徽组和国徽审查组，邀请专家，承担起国徽的设计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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