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上，曹文轩荣获2016年国际安徒生奖。评委会认为“曹文轩的作品书写关于悲伤和痛苦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儿童读者的喜爱”。本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就文学创作有关问题采访了曹文轩。
　　记忆力比想象力更重要
　　记  者：首先恭喜您获得了2016国际安徒生奖，实现了华人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不少人认为，与欧美作家和作品相比，中国作家普遍缺乏想象力，您此次获奖，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回应，也使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国际视野。您如何评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现状？我们与世界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的差距在哪里？
　　曹文轩：安徒生奖在国际奖项中是比较纯粹的文学奖，它将文学性和艺术性看成是高于一切的品质。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可能与我从创作开始所抱定的文学观有关。我一直认为，能够带领作品前行、可以穿越时空间的，不是别的，只能是文学性和艺术性。多年以来，无论是长篇短篇，我都是将它们当作艺术品经营的。这一选择切合了安徒生奖的评奖原则。
　　与世界儿童文学相比，我们确实存在着想象力不足甚至苍白的历史时期。但这一事实在近20年间已经被打破，中国的儿童文学现在并不缺想象力。我以为，现在的中国儿童文学面临着新的问题，就是在漫无节制地强调想象力的意义的同时，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品质，这就是记忆力。对于作家来讲，特别是对于一个愿意进行经典化写作的作家来说，记忆力可能是比想象力更宝贵的品质。对历史和当下的记忆，才是更为重要的。在谈论经典作家时，我们何曾使用过想象力的概念？我们在意的，是他们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高超的现实主义手法。我们面对着一个铁的事实，现实所具有的无法预料的变化和奇妙是想象力、哪怕是最强的想象力都无法达到的。我想安徒生奖授予我，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评委在成千上万的所谓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包围中，看到了久违的文学品质——作品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中国儿童文学现在已处在一个非常高的水准上，可以说已经在国际水平线上了。不再是原来那种教化式的、文学功能性很差的局面。至于有一些滥竽充数的作品，只是市场发展的必经过程。
　　记  者：《草房子》从1997年面世至今，已重印了300次，既畅销又长销；有英文、韩文、德文、日文等多种文字的译本，获得国内外很多奖项，也有影视剧改编。《草房子》不仅收获了学界和读者的一致认可，更创造了纯文学的市场奇迹，您认为，是什么原因成就了《草房子》的成功？
　　曹文轩：我想成就《草房子》的不是别的什么，是因为它是一部文学作品，只能是这个原因。我庆幸我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天开始，就将文学性和艺术性作为我作品所追求的品质。从我对经典作品的阅读中，形成的朴素的文学观就是只有文学性和艺术性可以成为文学作品生命的保证。《草房子》以它300次的印刷和看似无法停止的脚步，佐证了我当初的选择和对文学功能的理解。
　　记  者：从1983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没有角的牛》以来，您显示出持久而旺盛的创作力，同时，您的作品似乎很少受到市场和读者的左右，不跟风、不“速成”，始终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写作理念和节奏。如果将个人创作划分几个阶段的话，您怎么划分？
　　曹文轩：我很难对我的创作进行阶段性划分，因为这是一个模糊的前进过程，中间没有明显的切线。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来自内心，来自长久的思考，并在动手之前酝酿了很长时间。所以，我的写作总是显得很困难。
　　如果说有区别，我想大概是有“忽上忽下”的区别，所谓的“上”就是往深和高处写，这部分作品是供少年阅读的；所谓的“下”，就是往浅和低处写，这部分作品是供低幼和儿童阅读的。多年以来，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忽上忽下的过程中进行创作的。但无论是“上”还是“下”，基本纬度没有什么变化。这些纬度只为一个目标：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这些纬度大致有：道义、审美、悲悯情怀。
　　文学之美永远保持光泽
　　记  者：您的创作有明显的个人风格，从语言到结构、思想意义，处处体现出古典主义的纯净、庄重、悲悯、感伤，这与您个人的文学观念有关系吗？
　　曹文轩：我确实倾向于古典的美学趣味，这可能与我成长的环境有关。我生长在水乡，推开门就是水面、河流，走三里地要过五座桥。我的童年是在水边和水上度过的。我作品中所谓的干净和纯净是水启示的结果，文字的纯粹自然也是水的结果。通常肮脏的意象是无法来到我的笔下的，因为我内心拒绝产生它们的冲动。一个站在水边的人无法不干净，因为想让自己干净太容易了。
　　我曾提出，文学具有悲悯情怀是先验性的，也就是说文学之所以为文学，就因为它有悲悯情怀，它是文学从娘胎里带来的，也是不可丢失的。实际上，社会在进入现代状态后，人际关系松懈，人的感情日益荒漠化，这个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悲悯情怀。当然，做“感动”文章，并不是煽情，并不是让宝贵文字沦为矫揉造作的感伤。这种“感动”是千古不变的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这些力量会冲决时代的、阶层的、集团的、城市与乡村的藩篱，文字只有拥有这些力量，才有存在的理由，也才可能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记  者：您的小说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锤炼，有一种蕴藉着冲淡、平和、简洁之美。您心目中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怎样的？
　　曹文轩：我希望用 的语言来描写和叙述，同时在文字背后流淌着诗意——不是充满激情的诗意，而是悠然富有情调的诗意。
　　很多人强调儿童文学的特性，而我一直强调文学的一般性。我在大概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都在研究哲学，发现许多问题从理性上是解释不清的，对很多问题的认识要凭直觉。直觉特别重要，对儿童文学写作也是如此。我的写作选择了儿童视角，它所带来的是特定的美学效果，让我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很不一样。我比较向往诗性，儿童文学、儿童视角能帮我实现、达到我向往的目标，满足我的美学趣味。我发现当我站在儿童视角，投入到那个语境之中，整个故事的走向就全部改变，而这些故事一旦用成人文学的视角考虑，其中的同情、悲悯等就会全部改变。
　　记  者：您曾经说过：“美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都可能变为常识，只有一个东西是永不衰老的，那就是美。”在您的作品中，爱与美常常可以战胜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问题，最终达到和解，这在《火印》中表达得尤为明显。在您心中，美的力量最主要体现在哪里？在文学创作中，你是一个唯美主义者吗？
　　曹文轩：现代文学——更准确地说，现代主义文学——是一种放逐美的文学。在现代主义看来，美是一种累赘，是一种人工赋予文学的东西，是思想苍白的产物。因此现代文学毅然决然地与美切割，并加以唾弃。而我一直以为这是对文学性艺术性的放弃，是违背文学本性的。人类选择文学就是因为发现文学具有其他艺术形态无法给予的特有的审美能力。
　　我们往往在意文学中的意义，事情发展到今天，思想成为惟一的诉求和惟一的追求。“恋思癖”其实严重地伤害了文学，看似深刻的文学反而变得简单、浅薄了。在托尔斯泰、在鲁迅、在所有经典作家那里，思想、审美、悲悯情怀等纬度是融合在一起的，是立体的。正是因为多维度的构成才使这些作品辉煌至今，荣耀至今。
　　我相信这个说法：一个再深刻的思想都会时过境迁，衰减为常识。而美却随着时间的奔流永远保持它的光泽、它的新鲜、它的蓬勃的生命。
　　苦难是无法拒绝的
　　记  者：正如安徒生奖的颁奖词所说，“曹文轩的作品读起来很美，书写了关于悲伤和苦痛的童年生活，树立了孩子们面对艰难生活挑战的榜样，能够赢得广泛的儿童读者的喜爱”。《草房子》里的杜小康、桑桑，《青铜葵花》中不会说话的男孩青铜以及“丁丁当当”系列中头脑有残疾的孩子等，都经历过不同的人生苦难，您怎么看待苦难在儿童成长中的意义？苦难教育呢？
　　曹文轩：非常感谢国际安徒生奖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对我作品的理解和准确的评价。苦难主题确实是我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这个主题不是凭空强加于我的文字的，而是我在感知人性、存在、世界之后的切身体验，是我的一个判断。我相信这个判断是准确的。我并不拒绝苦难，实际上苦难是无法拒绝的。与其逃避它、仇恨它不如接受它，永远在面对它的时候保持优雅风度，抱有感恩之心。我愿意向读者传输这样一种对苦难的解读和态度。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看法。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 品质。并且，一味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傻乎乎地乐，不知人生苦难地咧嘴大笑，是不可能获得人生质量的。一部文学史，85%都是悲剧性的，儿童文学也不例外。《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孩》《夏洛的网》《小王子》等经典名著，都给人带来忧伤和痛苦的。当我们在说忧伤时，并不是让孩子绝望、颓废，而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和认识，生活本来就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这是成长必须经历的阵痛。
　　记  者：您个人创作的30年，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最剧烈的时期。时过境迁，您在写作手法和创作心态上产生了哪些改变？
　　曹文轩：时代的变化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避免和拒绝实际上都是不可能的，但我可能选择了不一样的文学路线。我认为，一个作家更要关注的不是正在变化中的部分，而是恒久不变的部分。因为这部分才是文学的生命之所在、根本之所在。具体地说，这个恒久不变的部分就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这个状态从前存在着，现在存在着，将来也一定会存在着。如果想让作品活的更长久一些，自然要将文字交付于这一部分。
　　不管时代发生多么大、多么了不起的变化，也不管商业浪潮有多大的摧枯拉朽的力量，反正我写长篇也好，写一本千把字的绘本也罢，都必须将它当做艺术品来经营。至于说写作手法，一直是在变化过程中。但我将文学的手法分为大法和技法，技法是次要的，而大法才是主要的。
　　作家要与时代保持必要的距离
　　记  者：《草房子》后，您从一个大学教师、儿童文学作家变成了家喻户晓的“畅销作家”，这其中的身份冲突对您和您的创作造成了什么影响吗？
　　曹文轩：准确地说我不是畅销书作家，我是一个长销书作家，我更愿意做后者。其实，一个长销书作家才是真正的畅销书作家。钱锺书的《围城》每年都在以几十万册的数字在印刷，而《红楼梦》若干年过去了，还在不停地印刷。试问，有哪一部畅销书达到过它们累计起来的印刷数字？
　　记  者：当下，每天都有儿童文学作品出版、面世，真正好的原创作品却并不多见。少年儿童面对浩繁的出版物，该怎样选择？
　　曹文轩：今天是一个图书丰富泛滥的时代，满坑满谷的图书层层地包围着我们，可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阅读质量下降——严重下降的时代。在如此情景中，我以为作家、批评家有向阅读大众辨析图书质量的责任。
　　阅读像做人一样，做人要智慧，读书也一样需要智慧。在读书方面，许多人是蠢人，他们以为读就是一切。殊不知，读书是有选择的，一定是有选择的。若不然，这么多的学者和批评家去谈论书的高下优劣还有什么意义呢？他们的存在是因为人类看到了一个无法改变的事实：生命的长度是有限的，而图书是 大海般的。我们不可能阅读所有的图书，这样就需要那些学者和批评家，那些专门读书的人为我们甄别图书的高下和优劣，然后告知大众，什么样的书为一流之书，什么样书为二流、三流之书，什么样的书是垃圾和烂货。
　　今天的图书市场是一个充满商业意味的市场，看似五光十色，实则弥漫着令人心醉的铜臭味，它使无数的作家迷途失径。在如此情景中，一个有出息的作家必须与这个时代保持必要的距离，必须以坚定的意志拒绝商业化的腐蚀，坚持原创并且是有境界有品位的原创。
　　记  者：在这个崇尚信息传播的时代中，沉下心来阅读本就不容易，更何况是对于好奇心勃发的孩子们，您认为，怎样的儿童文学作品才是真正适合小读者阅读的？
　　曹文轩：阅读是对一种生活方式、人生方式的认同。阅读与不阅读，区别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人生方式。这中间是一道屏障、一道鸿沟，两边是完全不一样的气象。但是，我们目前面临着很多蛊惑人心的书、低俗快乐的书，有些甚至被美化成经典，迷惑、戕害着孩子。缺乏判断力的大众，成为坏书的牺牲品，变成面目可憎的人，严重败坏了精神境界。在这样的情况下，读什么书比读书更重要。读恶俗的书，反而会破坏孩子天然的语感，并影响和遏制孩子今后的写作。还不如看看太阳，看看月亮，也许会让我们更有思想、更有智慧。
　　不要以为小孩子喜欢看的书就是好书，孩子的审美能力是不可靠、不成熟的，我们肩负着教育和引导的责任，要引导孩子“应该读什么书”。我曾经提出过，要“读打精神底子的书，读具有高贵血统的书，读具有文脉的书，读辈分高的书”。
　　记  者：《火印》之后，您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吗？
　　曹文轩：2015年我在完成《火印》之后，又于下半年创作另外一部长篇《蜻蜓眼》。这是我珍藏了几十年的一个故事，现在已经到了放它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了。它可能是我个人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作品。另外，我在给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继续创作“萌萌鸟”系列和“丁丁当当”系列，这两个系列是我心目中很重要的系列。
　　※颜显森、孟令媛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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