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中国奇迹”》

　　黄益平著

　　⊙潘启雯

　　衡量一个经济体实现了“奇迹”的最基本指标，不外乎有这样一些显著特点：实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高增长持续了较长时段、高增长较为稳定、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包括技术效率的改进）有较大贡献等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间，由一个封闭的、以农业为主的落后经济，迅速崛起为开放的、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确实是 的，被冠以“中国奇迹”也不为过。

　　然而，“中国奇迹”之所以是“奇迹”，是因为很多人都没有预料到，或者没有找到任何理论，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其原因。当然，经济学界已对“中国奇迹”做出了各种解释和演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数林毅夫、蔡昉、李周等经济学家“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诺顿“超越计划体制增长”的分析，以及澳大利亚经济学家杨小凯和美国两位经济学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回归市场体制”的假说。

　　与这些中外经济学家的研究有所不同，自2009年6月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之后，黄益平教授的所有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都一直在试图打开“中国经济之谜”。他曾超前地提出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两大命题”：其一，从经济奇迹到常规发展的过渡；其二，从小国经济向大国经济的转变。其新出版的《告别“中国奇迹”》正是这“两大命题”的具体观点和主张的集中显现。

　　《告别“中国奇迹”》以中国市场要素严重扭曲为主线，分析了中国超常规繁荣及其代价。黄教授随之发出了一系列反思和追问：告别“中国奇迹”之后，政府会面临哪些困境？宏观政策会有哪些艰难选择？资本市场与投资存在哪些内在逻辑？人民币的前途与命运如何？这使作者有点像坐在一列时间的慢车上，在远方，慢条斯理地打量中国经济的未来——通常，“远观”比“近视”更有穿透力。

　　按照黄教授的观察，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我们在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方面的表现真正出现了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回过头来看，要素市场的改革明显滞后。比如，利率管制、政府干预信贷决策和资本项目管制等都具有金融抑制的典型特征。据黄教授测算，中国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迄今才刚刚走了大概40%的路程，远远滞后于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金融抑制的后果是降低资本利用效率、压低实际利率水平，当然，至少能暂时保持金融稳定性。正是由于比较严厉的资本项目管制，中国才没有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受到更大的冲击。但这样的制度安排很难继续，除了资本效率偏低，更重要的是经济开放以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已经明显下降。因此，除了稳步地推进金融自由化和开放资本市场，别无他法。近年来刚刚重启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改革，其实也是这个自由化过程中的一步。

　　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不少人偏倚极端，常常自以为非此即彼，对错分明，这显然很幼稚。从表面看来，“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这三个方面的政策目标都非常重要，放弃任何一条都可能导致严重的政治、经济后果。那政府该何以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的“三难选择”呢？黄教授的看法直截了当：要同时实现“保增长、调结构和遏通胀”的目标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政府其实已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做了取舍。在最近几年里，我们所观察到的是政府给予了增长“至高无上”的地位，当然也十分重视控制通胀，而结构调整就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了。

　　经济学里的菲利普斯曲线，描述了增长和通胀之间的权衡关系。如果追求高增长，就可能带来高通胀；而如果追求低通胀，就可能压低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既想要高增长，又承受不了高通胀，怎么办？中国政府的对策就是直接控制价格，2004年，政府限制食品涨价幅度，2008年政府则直接锁定国内石油价格。但这种做法治标不治本，无法从根本上缓解通胀压力。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也存在权衡关系，比如，要降低投资占GDP的比重或者减少经常项目顺差，在短期内也许会降低经济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看来则未必，不过多数地方政府更关注短期的绩效。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调结构需要消除许多要素市场的扭曲，这些可能会导致生产成本上升，从而抬高通胀水平。

　　黄教授认为，调结构已成当务之急，如果听任结构失衡现象继续恶化，增长的可持续性就会出现大问题。由此，政府应接受相对比较低的经济增速。其实，通过或者增强社会保障体系，或者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就业机会，都可以帮助实现社会稳定的目标。“三难问题”的另一个解决方案，可能是每个目标都放弃一些，但现在的关键是要改变调结构与保增长之间的相对重要性。

　　告别“中国奇迹”之后，如何防范“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是黄教授重点探讨的另一个核心问题。他在研究中发现，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协调、不平衡、低效率和不可持续的”。举个例子，2003年，投资占GDP的比例约为38%，2010年更高达48%以上。如此高的投资率，显然会影响到投资回报率，最近各地高速公路和其他一些投资项目的现金流出现麻烦，绝非偶然。经济结构需要适当的比例。这样的投资回报，自然难以支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由此，中国面临的一个直接挑战，就是如何避免一些拉美国家曾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经济起飞成功了，增长却很快停滞不前。拉美国家收入分配极其不平等、经济缺乏创新能力，这些问题中国同样存在，另外还多出一个资源浪费问题，在资源和环境方面消耗掉了不少未来的增长机会。过去近10年，中国在调整结构方面进展缓慢。不过政府开始重视民生，是有目共睹的。无论是农村医疗保险还是城市养老保险，都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些措施十分必要，毕竟经济发展的目标是提高老百姓的福利水平。收入增长尽管重要，但如果老百姓没有安全感，同样不会感到幸福。这也是作者一向推崇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老百姓享有“免于经济恐惧的自由”的原因。

　　不过，建立福利体系的原则应是保障百姓的基本安全感，但不影响经济竞争力。假如过度提高 工资水平，有可能让工资水平脱离市场经济的实际水平，就有可能伤害经济部门的竞争力。因此，中国要放弃单纯追求GDP增长，也要防范过早地落入“中等收入”和“福利国家”的双重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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