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是当今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之一，45岁的他，被公认为政治经济学领域的“超级天才”，一个原因是他写作频率快，一个原因是他论文引用率高。

　　这位土耳其裔学者论文高产得令人咋舌，以至于流传着“其实他有一个孪生兄弟帮他写论文”的笑话。我是他的粉丝，经常追捧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东西，坦率地说，疲惫无比，看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他写的速度。比如刚费力读完《民粹主义的政治理论》，他很快又来了一篇《我们子孙将继承的世界：权利革命及其超越》。要知道他不仅仅写政治经济学论文，还写技术创新、社会规范演化、人力资本等等，而这些领域在我的阅读中几乎都忽略了。

　　论文引用率反映的是他思想的新颖和开放性，以他的重要论文“为什么殖民地会有不同的命运”（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为例，他提出一种见解：如果殖民者来这里是扎根的，他们会移植好的、分享性的制度结构——就像北美的新教徒一样；如果殖民者来这里是想赚一票就走的，他们会 利用当地的关系网络，培养代理人和买办，建立掠夺性的制度——就像南美和非洲的殖民政策。简单地说，制度的选取、移植和利用将对不同地域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制度、制度、制度

　　最近，他与老搭档詹姆斯·鲁宾逊出版的新著《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穷的起源》（Why Nations Fail:The Origins of Power，Prosperity，and Poverty）可以说是他政治经济学方面研究的集成，一出版就热力四射，很快登上畅销书榜单。大量诺奖得主，如肯尼斯·阿罗、贝克尔、彼得·戴蒙德、索洛、斯宾塞都给予热情的褒奖。

　　这本书引发高度关注，不仅仅是作者的功力深厚，更重要的是它切入到当今一个敏感的话题：如何理解和评估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的制度优劣？美欧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中国则已然是一个“超级追赶者”，它的脱贫、持续增长、政府的秩序供应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都给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甚至让西方世界感到自卑和恐惧。东风开始压倒西风了吗？

　　另外，在学术脉络上，这也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关于国家之间为啥有的穷有的富？这是经济学的起源性问题，也是充满魅力的历史争辩。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回答是：市场的自由、分工和协作程度决定了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压抑市场自由必然走向落后和萧条；马尔萨斯说，人口生育率和生产率水平的缺口导致了国穷国富，多出力少生育的国家才会富裕；而凯恩斯说，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决定了国富国穷，技术官僚可以熨平经济周期，使得经济不会遭遇“市场失灵”的悲剧。生物学家戴蒙德在其历史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里面探讨了国富国穷的终极原因是地理问题；而当今世界上最红的经济学家、“休克疗法”的发明人萨克斯则将所有的因素都包裹在一起：地理、气候、殖民统治、军事等等，这些决定了国家的命运，他给出的建议是，富国必须援助穷国，才能让穷国走出“停滞的陷阱”。

　　阿西莫格鲁给出的答案是：制度（institution）。但他所说的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名词，而更像是一个动词，有着丰富的价值矢量。

　　在书的第一章开头，阿西莫格鲁就非常聪明地对“国富国穷”的其他解释进行反驳：

　　“诺加利斯（Nogales）其实是一座城，但被一个围栏切分成两半。如果你向北看，你看到的是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诺加利斯，家庭年收入至少3万美元，大部分成年人都接受过高中教育，人民身体健康，有较高的预期寿命，不用担心生命安全、盗窃、剥夺和不平等的商业和投资机会，如果对地方政府不满，可以用选票换掉……但是向南，也有一个诺加利斯，不过它属于墨西哥，他们的年收入只有美国的诺加利斯1/3，大部分成年人都没上过高中，母亲担忧婴儿出生的死亡率，医疗条件很差，很少有人关心公共事务，犯罪率很高，商业投资的风险很大，每天都活在政治腐败的丑闻里面……”

　　阿西莫格鲁马上发问：两个诺加利斯的条件差别大吗？美国的诺加利斯是1853年买过来的，居民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同一类人，他们处在同一片地理、他们的疾病传播率是相似的，他们喜欢同样的食物、同样的音乐，拥有同样的姓氏，简单地说，他们在地理、文化、人种、疾病上面没有差别，但是，最终却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戴蒙德、萨克斯的解释都弱爆了！

　　阿西莫格鲁说，原因在于美国的诺加利斯是美国的，分享的是美国的制度；而墨西哥的诺加利斯是墨西哥的，接纳的是墨西哥的制度。

　　这两种制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西班牙殖民者1516年踏上南美，他们去墨西哥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金银。1534年他们发现了宜人的Buenos Aires城，该城适合定居、农业、贸易，可谓是“南美的巴黎”，但是西班牙殖民者控制这个城的目的是发动和驱使当地人为他们寻找金银，一旦发现没有，他们毫不犹豫地抛弃之。南美的其他地方秘鲁、阿根廷都是这个命运。殖民者急匆匆地过来，带着捞一票就走的目的，他们不会传授新的制度文明，而是用一种奴役控制术来和当地既有的政治势力结构相连接，发展当地的头人，让头人驱动可怜的土著居民。当殖民者不得已退却这片土地之后，他们的遗产依然是可憎的，因为他们创造的“捞一票就走”的制度结构在这里扎根了，即使那些国家独立了，他们的制度没有新生，是过去的近亲。头人们上

　　头没有老大了，他们自己是老大，他们对待自己国家的人民和政治的方式跟殖民者没太大差别。

　　而美国的诺加利斯则完全不同，来北美的殖民者他们是逃来的，他们是想长久地居住在这里，他们没有“捞一票就走”的心理，没有短期化的机会主义，才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富有“包容性的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而不是像西班牙殖民者推行的“榨取性的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可以说，“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的两大关键词。在阿西莫格鲁的眼中，没有东风西风、没有中国模式或者美国模式，只有“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

　　所谓“包容性制度”，用最简单的话说，就是人们不用担心他的努力成果会被别人拿走，他的生意做得再多，别人顶多只能眼红而不能剥夺。“包容性制度”会带来让人安定的透明规则、会导致人们不断涌现正矢量的激情、让人们通过劳动和合作来缓解紧张的社会关系。而“榨取性制度”则相反，人们惴惴不安地努力，害怕自己有不测风险，他们见机行事，或者“开溜”或者巴结那些剥夺别人的权势集团。最终全社会的努力和创造程度会远远低于它的潜力。

　　阿西莫格鲁认为，正是“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制度”的不同制造了国富国穷，但是两种制度的塑造者则是政治，如果没有正向价值的政治革命，“包容性制度”也不会出现，所以，“政治决定一切。”

　　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被认为是21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可以说，怎么评估中国的增长以及未来的趋势，不仅仅是预测学最热的话题，也是体制比较的重要挑战。假设中国能够一直增长，并在2050年或者更早成为世界第一强国，那么中国的故事必然会成为一种范例，对非洲、拉美形成强烈的冲击。西方专家在这些地区将如鸟兽散，而来自中国的专家将踌躇满志。

　　在第五章阿西莫格鲁评价了中国，他认为中国目前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它不是建立在包容性制度上，它的经济效率也不是建立在创造性的生产活动上，他以苏联、伊朗巴拉维王朝、玛雅文明作为类似的参考。当然，他的断言同国内很多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是相近的，大家都非常忧虑，因为中国的确有一些情况容易让人想起“诺加利斯案例”：很多富人降低自己的能力，准备移民，以求安稳；一些官商勾结现象证明了人们并不热衷于“创造性破坏”哲学，而是热衷于“裙带关系发财”。

　　正像阿西莫格鲁强调“动态性的政治变化”一样，我们不断呼吁要“回到改革”，恰是这种动态性的一部分。如果进行主体因素分析的话，我相信中国社会有非常多的活跃的正矢量的主体因素正在影响着政治和改革。

　　阿西莫格鲁太强调“遗产效用”，拉丁美洲的不济是因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遗产”，美国的持续繁荣是英国新教徒的“政治遗产”，两个诺加利斯区别正是“不同遗产”基因传承后迥异的“面容”。但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广州和香港。他们都是粤人，同样的地理、饮食、文化和疾病传播率，在34年前它们之间的差距比两个诺加利斯还大，但是34年过去了，香港经济竟然高度倚靠广东，两地的差距显著缩小。

　　中国的崛起是前所未有的，评估它不能随意地用苏联这样计划经济体的突然崩塌、或者伊朗王朝靠卖油形成“资源的诅咒”为依据，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捍卫自由贸易，也从来没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强调企业家精神。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主要部分是靠扩展自由和释放人民热情取得的。如果中国继续改革，同时谦逊地看待自己，那么中国未来的增长将是“包容性增长”，中国的制度将是“包容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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