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历史于国人而言不过是两种，一种是“暂时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另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这两种时代，根据笔者理解的“清官情结”，前者是“清官出现了的时代”，后者是“渴望清官出现的时代”，此种理解显然使人悲怆和伤感。贪官污吏横行肆虐时，人们自然呼唤“清官”横空出世。一些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清官”，与其说是确有其人其事，不如说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一种精神幻想和道德寄托。古代和现在的社情民意都在传播“清官精神”，且引导和抚慰着社会心理，于是建立在这种社会基础和大众心理上的“清官文化”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重要因子，“清官情结”也成为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宋代的包拯和明朝的海瑞就是“清官情结”的具象化人物。

　　据《宋史卷三一六》记载，包拯“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也就是说包拯平素很少和人进行交往，更没有书信往来。由于“清官情结”作祟，后人把包拯加以神化和圣化，将其当成清官的楷模和廉政的表率，以显示他与其他官员的不同，供后世为官从政者们钦敬、仰慕和效仿。中国历史上可与包拯比肩的清官当属明代的海瑞。《明史？海瑞列传》载，明世宗四十五年二月，海瑞向嘉靖皇帝递上一封 的奏疏。在这封奏疏里，海瑞一面谨守人臣的本分，一面大骂嘉靖皇帝“薄于父子”、“薄于君臣”、“薄于夫妇”，“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还用了好几个“陛下……过矣”，并且表示这些“过”都是可以改的，只要皇帝“一旦幡然悔悟”，“过”的改正也只是在“一振作间而已”。他在谏诤时就已经买了一口棺材，准备“待罪于朝”，这说明他清楚他的奏疏绝不会令皇帝“幡然悔悟”，更不会收到丝毫成效，他这么做的结果肯定是死路一条。这件事的后果自然是海瑞被逮捕入狱，寻移刑部，判处绞刑。但幸运的是，在海瑞还没被执行死刑时，嘉靖皇帝就提前死去了，他被即位的新皇帝释放出来继续以他的行事风格行使他的职责。海瑞的一生是充满戾气的一生，他要在这个严酷的帝国体制中做一颗紧拧着的螺丝钉，一生忠心耿耿地为大明帝国服务，可惜大明帝国仍然因为难于接受和理解他，使其终生处于悲愤和孤独之中。

　　“清官”在历史中之所以“物稀而可贵”，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官僚体制究其根本就是一种“淘汰清官”的体制。在中国官场上，一个人道德上的善恶无法与现实“潜规则”中的利益得失相抗衡，因此自身也就很难保持清正廉洁。学者吴思在《潜规则》中一语道破了这种官场上的“潜规则”：“（中国的官员们）第一次是接受圣贤的教育，第二次则是接受胥吏衙役和人间大学的教育。第一次教育教了官员们满口仁义道德，第二次教育教了他们一肚子男盗女娼。”（《新官堕落定律》）海瑞便是这套“潜规则”的牺牲品。他在这场“无物之阵”中，到处碰壁，越是碰得头破血流，他越要通过极端的“找死”方式证明自己的清廉，最终终于走到人性极度扭曲的地步。据史料记载，明朝改革家张居正对海瑞的执政能力十分不屑，说海瑞做官有原则、有操守，但缺乏变通与灵活，因此有政德而无政绩，做应天府巡抚两年，“赋税减了三分之二”，海瑞气得骂“满天下都是妇人”。如此看来，海瑞并不一定是个好官但肯定是个清官。相对来讲，官德不佳的张居正对历史发展的贡献远非海瑞能比，

　　而在中国民间褒扬其人的并不多。包拯与海瑞相差无几，正史和野史资料均表明，包拯似乎也没有突出的政绩。看来，国人从古至今，对官员的评价主要看是否有政德，而对政绩并不特别看重。

　　崇尚清官决非坏事，但崇尚过度了，形成清官情结，就出了问题。从百姓方面来看，有过重的清官情结，就把清官理想化，把希望寄托在遇到清官上，没遇到清官自认倒霉，忍声吞气，不再拷问制度的优劣，以为有了清官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从官员角度来讲，陶醉于清官情结，认为自己做到“达则兼济天下”，过于相信自己的良知，而忽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任何一个官员即使是职位很高的官员都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除了履行自身职责，其他既不能过问，也无力过问，何况有些事情牵涉极广，成因复杂。清官情结是靠不住的，甚至是可怕的。希望我们多一些制度情结，少一点清官情结。惟其如此，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才会快一些稳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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