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文章、著作在论及鲁迅婚姻的时候，都一致认定一九六年夏秋时节鲁迅是被母亲以生病为由骗回国的，他是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扮演了新郞的角色。对这种说法我表示怀疑，以鲁迅的聪明智慧，能不明白此次回国将要面临的问题吗？

　　周作人曾说过：“鲁迅是在那一年里预备回家，就此完姻的。”也就是说，一九六年回国完婚早在计划之中。周作人虽然表示自己当时在南京读书，对家里重修房屋和鲁迅将要结婚的事情并不十分清楚，但是他和在日本的大哥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对鲁迅回家完婚一事不可能只是猜测。

　　鲁迅的堂叔周冠五虽然比鲁迅小六岁，但是都住在新台门，两家关系很好，周冠五与周氏三兄弟都是好朋友，对周家的情况十分了解，当年鲁迅的母亲鲁瑞和儿子的通信大多是由他代笔。当初鲁迅和母亲通信时表示，希望女方能读书、放足，也只是希望而已，并不是把它作为成婚与否的先决条件。

　　周冠五在《我的杂忆》中说：“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褂，跪拜非常听话。”

　　鲁迅留洋在外，接受新思想新文化(300336,股吧)的熏陶，对母亲为自己选择的旧式女人不满意也在情理之中。他有过退婚的想法，但一经试探便遭到母亲的极力反对，没有合适的理由，又碍于亲友的情面，退婚对朱家会造成极大的伤害，对周家的声誉也相当不利，于是鲁迅这才提出过让对方放足学文化，这种要求只是希望而已，不可能实现，当然最后都落空了。他克己奉母，侍亲至孝，听从家里的安排，对当时回国成婚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

　　要儿子回国，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于是说是母亲生病，这其中的隐情，鲁迅也应该有所意会。俞芳听鲁迅母亲鲁瑞说过：“倒是朱家以女儿年纪大了，一再托媒人来催，希望尽快办理婚事。因为他们听到外面有些不三不四的谣言，说大先生已娶了日本老婆，生了孩子……太师母又说：我实在被缠不过，只得托人打电报给大先生，骗他说我病了，叫他速归。大先生果然回来了，我向他说明原因，他倒也不见怪，同意结婚。结婚那天，花轿进门，掀开轿帘，从轿里掉出一只新娘的鞋子。因为她脚小，娘家替她穿了一双较大的绣花鞋，脚小鞋大，人又矮小，坐在轿里，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鞋子就掉下来了。”

　　关于谣言，有这样一种说法：有一次鲁迅在公园看见一位日本妇女，背上背着一个孩子，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后面还跟着一个孩子，在拖泥带水地走路，他跑过去，替那位妇女抱过手里的孩子。这件事也许被留学生看见，传言说是鲁迅娶了日本女人，并有了孩子。

　　这种说法当然是传言，鲁迅是一九二年到日本留学，一九六年回国完婚，这四年之中，他不可能娶妻生子，而且是三个孩子！这种传言，鲁迅的母亲和朱家都不会信以为真，只是催他回来的借口。

　　母亲以病重为由召鲁迅回国，确有其事，但以鲁迅的智商，能不明白这其中很可能另有原因吗？在日本的时候他一直和家里保持通信，母亲的身体状况他是了解的，母亲病重也许确有其事，也许只是一种托辞。但是回国与朱家姑娘谈婚论嫁的问题却肯定无法回避，因为六年以前母亲就为他议定了这门亲事，三年前他第一次从日本返乡探亲时，朱家已经来催过婚，这些情况鲁迅都是知情的，他不可能不想到这一点。须知，一九六年的鲁迅已经二十六岁，而朱安已经二十九岁，待字闺中、盼夫成婚已经超过八年了。朱家的担心在情理之中，不可能让婚事一拖再拖。鲁迅心里虽不情愿，但是母命难违，只能顺从母亲的安排。所以，不能说他是被骗回国的，对婚事尽管他不满意、不拒绝，但是有预感、有准备，只是没想到事情会来得这么突然。（张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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