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们来讲，中国摄影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如此丰富和精彩的社会题材库，是全世界所有戏剧性题材的总和，它提供的影像最惊心动魄，最迷人，也最不可思议，但许多摄影师却对此完全视而不见，这是巨大的浪费，而这种浪费就是犯罪。这里有一个摄影伦理的问题。当你面对尖锐的社会现实，你居然假装没有看见，那么你就触犯了摄影伦理，这个伦理就是要求每个摄影师具有表达社会矛盾的基本良知，我想提出个新概念——“题材良知”，也就是说，在当下中国，假如你对重大题材没有基本的敏感度和表达欲望，你就不是一个 的摄影师。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个品质还都不太重要。1980年代末以来，很多的艺术家都在做摄影实验，从本体上展开反叛。而当一切形式都玩过了之后，人们就不得不重返思想的现场。哪怕再后现代和再超越，你都不能无视今天的严酷现实。这是我们大多数人的实存，我们没有忽视它的权力。

　　艺术评论： 但回避现实，这个在哲学和诗学上都是有先例的，比如德国犹太裔诗人保尔·策兰，他在二战期间写的诗就是和大屠杀、战争没有直接关系，跟私摄影的状况一样，于是被许多人批评，也受到许多人的肯定，认为这是诗歌坚持自我本体的结果。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大可 ：这的确是一个国际性的伦理难题，在纳粹统治期间，策兰全家被关进集中营，仅他自己脱难。在奥斯威辛之后，诗歌难道还能对这场大屠杀视而不见吗?这确实是一个很尖锐的矛盾。尽管有人为他的这种精神回避进行辩护，但我不希望所有的中国摄影师都变成保尔·策兰。在本次摄影展上，我更喜欢那些能够直面中国现实的摄影师。《家当》、《大芬村》、《风景墙》三组作品，非常清晰尖锐指陈了中国现实，向我们揭示出了现实关系中的不协调性。《家当》拍摄一户人家所能拿出来的所有的物产，那些器物的摆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这是有意味的摆拍，摄影师通过这种器物和人的关系，演示、再现并且重构了中国的家庭图景。

　　艺术评论： 你是否认为，摄影的首要功能应该是记录现实?

　　朱大可 ：对大众而言，摄影的功能就是记录，记录社会现实更容易让大众接受。公众最喜欢直接的、刺激的、具有攻击性的现实表达。但我们的现实，可以分为社会现实和心理现实两种。所谓“真相”，并非仅指“社会真相”，而是包含了更广阔的心理现实、精神的现实和灵魂的现实，这是另外一种真相，它更温存，但同样是我们必须加以正视。当然，有些人的个人现实是很虚弱的，没有多少价值，他的人性那部分，就是一堆完全拎不起来的废物。

　　艺术评论： 那么什么才是你一开始所说的那种本体和思想结合比较好的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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