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坦率地说，《密码》我改写成长篇时最开始还有一稿，叫《密密码码》，已经写完了，十几万字。但这个小说我给了出版社后，有一种意见说我这个小说和《密码》太接近了，就是一个扩写，没有新意，只是更丰满扎实了。这句话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如果它单纯是一个扩写的作品肯定没什么意思，对作家来说也不是一个严肃的创作态度。于是我把它丢下了，这一丢就是大半年。有一天看《圣经》时我突然发现，《圣经》的几个福音其实讲的都是同一个事：耶稣怎么来到人间，耶稣在人间做了什么事。只不过由不同的人讲述，出现了许多新的东西。这对我很有启发，我想《风声》讲述的那段抗战的历史以前一直是 在发言，同样一件事情，国民党会采取怎样的发言方式?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觉得这篇小说可以重写了。这完全是一种崭新的扩写，结构是新的，人物是新的，甚至提供了新的主题。我认为，抗战那段历史有太多的误导，实际情况远比现有的主流叙述要复杂得多，我把一个故事由国共双方和“我”三个视角来讲述，其实有象征意味在里面。为什么我取名叫《风声》?风声这个词蕴含着一些不确定性，这个“风声”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像风声一样飘忽不定，真假难辨。

　　季：你曾说过，“小说是技术活”，你一直在“追求难度”。你对小说技术性的追求与你对当下文学的判断有关系吗?你认为目前小说创作更需要解决“怎么写”的问题?你所理解的小说的“技术性”包括哪些方面?

　　麦：我有一个观点，归根到底，作家怎么写是次要的，写什么才是重要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我经常在强调“怎么写”，包括对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作家“怎么写”这一关始终没过。

　　80年代的先锋小说是改变中国文学趣味的一次探索，他们强调“怎么写”，至于“写什么”好像是无关紧要的。这很好，在当时很需要。但最后这种探索某种意义上像五四那时一样，不成功、不彻底，我们没有把“怎么写”的任务彻底完成，半途而废了。整体上“怎么写”依然没有过关，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大量破绽百出的作品充塞在我们眼前。很多小说缺乏基本的文学教养，缺乏基本的文学美感，语言粗糙、故事平庸、见识低下，让你读不下去。有些小说虽然真诚地想为底层发言，但问题是他发的言不可信，他的细节、他的情感、他的推进，缺乏逻辑性，没有力量。这就是“怎么写”的问题。文本起什么作用?它是个容器，你要写的内容是水，如果这个容器漏洞百出，最好的内容也会漏掉。我记得王安忆在一次发言中说，我们不少小说很荒唐，两个人物谈事动不动就去酒吧、咖啡馆，民工也小资得不行。所以，她提出我们要解决小说的生计问题。生计问题就是基本问题，就是怎么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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