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汉代,侠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呈现出平民化、本土化、游动化的特征,他们也随之获得了一个新的称谓——游侠。《汉书·游侠传》云:“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由此可见,上述三个特点均已包含其中。颇有意思的是,战国时期 的游士进入汉代之后,经过士族化和恒产化而一跃成为汉代政治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而与之相对的游侠则由于势力渐盛、离心渐强的新趋势而对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战国时代韩非子所言的“人主礼之”的境况相反,终两汉一代,游侠都是皇权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的确,当时的许多 游侠可谓是声动天下,势霸一方,与皇权构成了潜在的对峙,这在司马迁对朱家、剧孟的描述中可见一斑:“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自关以东,莫不延颈愿交焉……而雒阳有剧孟。周人以商贾为资,而剧孟以任侠显诸侯。吴、楚反时,条侯为太尉,乘传车将至河南,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而为矣。’天下骚动,宰相得之,若得一敌国云。”
当时剧孟的势力在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境内,没有剧孟的助力,吴楚叛乱实难有成,这正是西汉大将周亚夫所窃喜的。较之早期之侠,尽管汉初的游侠在社会势力、活动范围等方面大大发展,但其人格中言诺行信、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核心品质依然延续,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珍罕的品行,才会有“莫不延颈愿交”的佳话。 游侠郭解的一则故事犹能说明这一点,《史记·游侠列传》云:“洛阳人有相仇者,邑中贤豪居间者以十数,终不听。客乃见郭解。解夜见仇家,仇家曲听解。解乃谓仇家曰:‘吾闻洛阳诸公在此间,多不听者。今子幸而听解,解奈何乃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无用待我。待我去,令洛阳豪居其间,乃听之。’”
游侠郭解前往洛阳调节当地的仇家,事成之后,却不愿居功,反而让双方将调节之名归于当地贤豪,既体现了他对各自势力范围(郭解是河内轵人)的尊重,更印证了一代游侠潇洒的行止和宽阔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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