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慥和苏轼不但同为四川眉山人，而且两家是世交，嘉祐六年至治平二年(1061-1065)苏轼任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是时 亮恰任凤翔知府，陈慥与苏轼游于岐山之下便在这一时期。由引文可知，此一集体性的任侠活动只是地方性的，远非当年朱家、郭解等势力遍布各地者可比。不过，如前文所析，失却社会基础并不意味着侠的败落，相反，至宋代侠的超越精神已深刻地渗透进士人的道德意识中，已非当年东汉一代侠风的局部影响所能比，无怪乎两宋以来具有批判精神的儒生文士往往带着一股侠气，事实上儒家传统本身具有一股狂的精神，能与侠风一拍即合，而明代的儒学解放运动则将这种儒、侠互补的依存关系推向一个高峰，代表了侠的近世演化中最重要的一个面向。

　　自唐以下，儒、道、佛三教合一成为中国历史文化演变和发展的大趋势，尤其是儒、释两派，皆欲以自身为主体而接纳其他两教，并相为融合。经过两宋诸儒的努力，并未完全抑制佛学欲取代儒学而成为中国思想文化正统地位的奢求，及至明代，如何维护儒学的正统地位，仍然是萦绕士人脑际的一大问题。王阳明作为明代儒学史的关键人物，提倡致良知学说，将儒学从士大夫手中解放出来，推广到整个社会，对明清两代的社会运动和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王阳明本人便是一个狂而侠的异人，黄绾《阳明先生行状》说他“性豪迈不羁，喜任侠”，王龙溪《滁阳会语》说他“英毅凌迈，超侠不羁”，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也说他“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将其酷爱之任侠与骑射、辞章、神仙、佛氏并称“五溺”，可知王阳明早年豪纵不羁的任侠情结。正是由于他狂放豪迈的任侠风范，数传之后，他的信徒中趋向反抗与激进的一派便与侠结下了不解之缘，尤以王门泰州学派的颜钧、何心隐二人为典型，这可从章太炎《诸子略说》中见出端倪：“颜山农颇似游侠，后生来见，必先享以三拳，能受，乃可为弟子。心隐本名梁汝元，从山农时，亦曾受三拳，而终不服，知山农狎妓，乃伺门外，山农出，以三拳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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