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许多真实的故事比任何传奇更富于戏剧性，当一些现实场景比恐怖电影和侦探小说更令人惊悚，当人心人性显示出来的深奥和怪异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时候，虚构叙事在复杂性方面何所作为?比如《现场》，写的是抢银行的故事，我们看到抢劫杀人犯马恩，与那些无能而作恶的警察相比，他有一种浪漫纯真的性情，有一种带诗意的生活态度与表达方式，比如他在牢里，讲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和作案经过时，却无意间表现出一种心理优越感——他认为那些警察没有信义廉耻、不值得交往;即便对《国道》里的那个死有余辜的警察，叙事人也给了一些机会让他表现他心中尚存的一丝柔软：写他在看到樱花的时候泪水涌上眼眶，写他意识到死到临头时更加牵挂有隐疾的儿子，等等。这一切皆属“感悟”的而非“说出”的复杂性，也就是说，他通过描摹形象和捕捉细节来实现文本的复杂性。同时，作家又葆有一种高度的自觉，常常借助语言的多义性和差异性，更经常的是借叙事人之口，对所叙述的故事、人物、现象进行评说、审视，以此向读者示例如何接受文本，虽然作家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相反，正如我们在《遗忘》、《花腔》中所领教的，他一再鼓动读者抛开成规，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重组故事，得出“属于自己的答案”，我们仍然觉得，在操纵叙事的过程中，作者李洱事实上常常扮演着一个个性读者、一个批评家的角色，对叙事进行实时的监控和诠释，李洱的绝大多数小说，都因此而具有形象传达和理性言说并重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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