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 案的发生，再次让我们对银幕血色与生活惨案之间的微妙关系加以关注。在这个方面，有两种观点颇有代表性：一种是认为应该对电影的暴力倾向加以控制，因为它对青年人的影响太大，美国近年来有好几次 案件的当事人都有观看暴力电影的癖好；一种是认为不应该对电影的暴力倾向大惊小怪，事实上电影暴力与现实生活的暴力案件成反比趋势，人们越是从暴力中看到危机，越是会在现实生活中珍惜美好的人际关系……

　　应该说，这些观点就其单个组成的内在要素看，似乎都有合理性；但我认为，事物之间是联系的，暴力作为一种人类的重要习性，它的产生、发展乃至引起社会灾难，都是应该从社会制度、社会控制等层面上找到根本原因的。决不能简单地说，他看了暴力电影，就成为日后犯罪的原因；他没有看暴力电影，他日后就不会犯罪。

　　应该说，从社会学原理看，有两种社会形态，对暴力犯罪具有影响性：一种是比较封闭的国家和社会，人际关系比较单一，人们活动的指向性比较明确、比较一致，人们利益之间也无大的冲突，在这样的国度中，暴力犯罪的可能性就小。另一种则是比较开放的国家，不仅枪械等武器管理比较宽松，而且观念也比较随意，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父母对你不管头管脚，朋友对你不管头管脚，连和你一切师生、同事都可能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郁闷、你通过什么办法宣泄你的郁闷，这些都似乎是你自己的事情，与他人、与社会无干。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发达国家有较为成熟的心理干预系统，但再完善也有遗漏，而且对一些高学历、高智商的精英类人才，越是文化教育水平高，心理承受的压力和需要得到宣泄的成本就越高——前些年美国部队一位心理学博士开枪事件，正是这一观点的佐证。

　　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事件，如果我们还是治标不治本，还是只从电影暴力和生活惨案这个单线的、浅层次的方面看，那么，我们就可能永远走不出对暴力问题偏见的怪区、误区。有一个倾向值得关注，奥巴马和罗姆尼两个下一届总统候选人都指责 事件，都对这种草菅人命的现象给予批判，但是，在设计包括枪械管理都制度性的问题上，两人都选择“沉默”——每一个人都不敢挑战现在的“枪械法律”，只有纽约市长在事后才有一点声音发出，而这对美国社会、对美国媒体乃至对国会那些具有决策权的议员们，能有多大影响力呢？

　　还有，随着现代文明社会的进展，人际关系的模式究竟何者为好？在西方社会，现在流行的大多数是上班在一起共事，下班各自回家或各自干自己的事情，至于休息日和假日等时间，每个人在干嘛，这都是个人自己的事情，不仅政府无权过问，朋友也无权过问，有时甚至连家人也无权过问——这样的结果，充分保证了你个人的自由，但是，这种自由却最后发生问题后直至出现“惊天动地”的大问题后，你周边的亲人、朋友才可能过问，这不太晚了吗？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德国思想家佛罗姆，在他那篇《逃避自由》的 论著中，早就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真知灼见。可惜的是，对那些至理名言，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听进了呢？人类的智商和情商难道就没有一个更好高明的办法、更合理的路径来加以解决？

　　电影还是要再拍的，暴力画面也是还会再出现的，因噎废食的方法不足取；但是，如何通过悲剧找到问题更深层的原因，防止以后再演，这才是更关键的、更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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