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不相信”与几十年前记忆犹新的盲听盲从一样，都披着极端的主观主义色彩，它们不只是单纯的信任偏好问题，而是关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时下，有一种“不相信”的情绪正在蔓延。比如，吃饭怕食品不安全，出行担心交通出事故，看病提防吃错药……特别是，面对一些涉及官场、涉及公权力的事件，公众似乎都有意无意地陷入了某种思维定势——无论官方宣称什么，就是不相信。当政府说什么都被大众怀疑，当许多人把无原则的、不加分析的怀疑当成了习惯，这无疑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极端”之事例，往往超出了常理。近来，针对“四川达县金石乡党委书记3岁半参加工作”的有关报道，四川达县金石乡在其官网进行回应，称系网站编辑在录入简历时出现错误。消息一出，迅速成了各大网站转载的“热选”和广大网友热议的“椽头”。虽然官方一再解释这是工作人员录入时的失误，但网友并不买账，都“一个劲儿”朝“另有玄机”的方向去猜。其实，只要稍加分析，傻子都知道3岁半是无法参加工作的，录入失误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起典型的不问情由的“不相信”。可是，为何公众不愿放过这么一个小失误呢？其原因恰恰在于太多的不诚信推升了公众的不信任感——屡屡曝光的官员履历造假事件，诸如山西河津建设局局长11次篡改简历、河北29岁县长的简历是机密，等等。正是这些公权力“作假”，一次次“挑战”百姓敏感的神经，才导致百姓对一些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满怀质疑。

　　“不相信”只是表象，真问题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近年来，“瓮安事件”、“湘潭女神”、“天价香烟”等热词不断，背后是百姓对政府及其官员公信力的诘问。“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政府公信力是执政的基石，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的“不相信”与几十年前记忆犹新的盲听盲从一样，都披着极端的主观主义色彩，它们不只是单纯的信任偏好问题，而是关乎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

　　公信力下降，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无疑是首要因素。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政府运行不公开，公众权益得不到保障，行政行为缺少法治化、民主化等因素导致政府公信力下降。”应该看到，由于我国正处于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各种非理性行政行为客观存在，政府内部不断涌现各种形式的“特殊利益群体”，官员腐败层出不穷，使得百姓对政府的认同不足，直接导致了政府公信力下降。其次，就外部环境而言，网络信息传播迅速而透明，“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势不可挡，都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严峻挑战。再则，从大众心理层面来看，由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其预期的满足程度，因此，公民意识的觉醒、期望的变化直接影响着政府公信力，加上媒体往往会将目光聚焦在政府的负面行为上，并在舆论传播中放大这些效应，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政府的不信任感。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得到了实质性支撑。但是，我们更要看到，面对日趋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新传播技术的冲击，只有不断遏制政府公信力下降趋势，并不断提高增量才能更好地凝聚社会、取信于民。有公信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没公信力，应者寥寥，何谈引领？提升政府公信力，刻不容缓。

　　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只要各级政府部门加强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平性，恪守执政为民的本色，那么，重新赢得百姓的信任就不是一桩难事。

　　要加大信息的公开力度，提升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面对信任危机，主动应对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导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绸缪比应急救火更重要。只要政府能够切实推行“鱼缸”式透明操作，全面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公共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曾经的“权威声音”就一定能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

　　要增强领导干部的网络素养，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一些官员面对突发事件习惯于“捂盖头”，或是反映迟滞，或是手足无措，或是“打官腔”，导致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或没及时公开，使得民众因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谣言四起，进而让政府一次次陷入被动。要知道，公众对政府的认知，许多时候都是通过对干部个体形象的认知实现的。干部素质过硬，就能体现政府正面形象，维护政府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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