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胎政策的全面放开，中国的低生育率并没有因政策的转折而全面复苏，相反，一孩的数量和比例仍呈下降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是哪些重要因素影响了家庭要不要二孩的意愿呢？在诸多研究中，我们都可见隔代抚养被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闫萍在对北京市生育意的调查中发现，家庭照料（主要是祖辈对孙辈的照料）成为了影响生育意愿实现的第3至第5位的因素。可见隔代抚养深植于我们的传统家庭之中，在如今社会成为了一种普遍的家庭抚养模式。据调查在我国有将近一半的的儿童接受隔代抚养；在美国约有一半的祖父母会照看孙辈；而欧洲的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祖父母参与了隔代抚养。这也打破了社会对于“隔代抚养仅在中国普遍出现”的刻板印象。

 

　　在生活中，讨论的更多的是隔代抚养对于孩子的利与弊。通过北京师范大学郭筱琳的研究发现，隔代抚养对儿童认知能力发展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仅在父母长期缺位的情况下，隔代抚养才对儿童心理理论发展水平起消极作用。同时，隔代抚养年长祖父母也容易经历更多的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部分老年人因退休或进城照料孙辈，角色转变及社会参与受限，往往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产生负面情绪。

　　从父母职业生涯来看，儿童照顾问题与父母职业生涯规划有很多张力，使家庭尤其是母亲面对压力。“从历史发展来看，教育普及和女性就业提高，使得劳动市场的需求与家庭职责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从现实来看，职业竞争、流动性不断加大，更加剧了两者的矛盾。”而我国的托管机构还未健全，请保姆带孩子又面临着 许多隐患和担忧，一些保姆虐待幼儿的社会新闻层出不穷，相较之下，由祖辈来照顾孩子是最放心的选择。通过一些学者对妇女社会地位的调查，检验了生育对妇女就业的影响，发现家庭的照料支持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即会减少生育对妇女就业的不利影响。

 

　　因为结婚、怀孕、生育、抚养和孩子的教育，女性在职场竞争和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等方面作出了更多的个人妥协。在兼顾家庭和工作中，疲劳、焦虑、力不从心是常态。在富裕的家庭中，不少女性选择回到家庭成为全职主妇。因而不少家庭通过代际合作与分工，将抚养孩子的压力上移到祖辈。

 

　　谁来照顾孩子？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脉络下，西方国家的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发展出完全家庭主义、去家庭主义，以及支持型家庭主义三种模式。相比较而言，中国只是在私人层面上发展出隔代抚养的家庭应对策略，与完全家庭主义的国家（例如南欧国家）十分相似，中国同样高度依赖家庭成员提供儿童及老年人照顾，但是在制度层面并没有系统的家庭政策或照顾政策设计。而且，南欧国家的实践教训表明，以公共照顾设施稀缺、带薪假期短、（资格审查）补缺型津贴为特征的照顾政策，最终导致社会生育率低、（产后）女性就业率低、祖辈育儿参与度高的个人与国家“双输”局面。

 

　　因此，对于隔代抚养的家庭，不仅仅是家庭成员之间需要互相理解、沟通，父母对祖辈和儿童投入更多的精力和关注；也需要国家和政府对社会保障和相关福利方面进行更多的指定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