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上海出台高中招考新政策，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将拿出其招生计划数的50%——65%，直接分配到区、分配到校，这意味着，上海将最优质的的高中学位，拿出六成左右分配给各区、各学校。去年4月份，北京市西城区明确，2020年7月31日后购房家庭，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多校划片是指一个小区对应多个学校，将热点小学、初中分散至各个片区，确保各片区之间大致均衡。因此，由于多校划片，即使买的是均价最高的学区房也极有可能被分到普通学校。近期，北京西城区家长接到通知填报 2021 年小学入学意向。在 2020 年 7 月 31 日后购买了德胜、月坛学区房的家长们发现，没有办法选择之前学区房对应的重点小学，只能选择其他学区的普通小学。一时间，买了学区房的家长们哀声遍地，没买的暗自庆幸。以北京、上海为代表的一些大城市纷纷出台政策向学区房“开了枪”。

　　每年，一到小升初、初升高之际，学区房便成为讨论的焦点，如今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纷纷出台的关于学区房的新政，更是使得学区房的热度愈发升温。那么学区房是如何产生的，为何如今要限制“学区房”这种现象呢？

 

　　曾经的择校政策是允许跨区择校，这带来的问题是众多家长为了自己孩子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费尽心力托关系找门路，热门学校的校长甚至一到招生季就“失踪”。客观的说，学位与房子进行绑定的学区房的政策解决了跨区择校的腐败问题，但是随着学区房政策逐年的推进，以及学生家长对于孩子教育的重视程度逐年的提高，学区房政策发展到今天，大大刺激了高房价。2016年北京市西城区文昌胡同深处，一处仅仅11.4平方米的房产，竟卖出了530万元人民币的天价，每平米46万元的单价创造了北京最贵学区房的记录，只因为它是北京最著名的小学之一实验二小的学区房。房价高涨的背后，是教育的疯狂内卷，优质教育资源太少，需求又过高，导致家长过分投入而学生又不堪重负。这种内卷，用作家维舟的话说：“它虽然也隐含着没有发展的增长这一层疑似，但真正在意的却不是整个体系的效益和转型，而是身在其中的个体主观的感受：一种人人苦不堪言、每个人都很累很忙，但生活却没有变得更好地困境。”学区房的背后，不但没买学区房的人焦虑，买了学区房的人因为诸多不确定性还是会焦虑。

 

　　经济学中有一个名词是“帕累托最优”，即只有当一部分境况变好而没有人因此变得更差，这才算是社会改进，而学区房带来的只能是社会资源的内耗，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总量没有增加，而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捧程度居高不下水涨船高，一众家长在付出巨大的时间和精力之后，能得到优质教育资源的人的数量却依旧没有变化，所以除非增加优质教育资源供应量，否则，不论采取什么办法都无法阻止教育资源的内卷，没有了学区房还会有其他层出不穷的形式。

 

　　现在从底层往上层流动的机会比封建社会多了，但不能否认的是，读书仍然是最佳渠道之一，这个文化崇拜心理仍然牢牢占据中国父母的意识形态。而且，教育资源很难实现大规模供给，因为公共服务属性，政府大规模投资，钱从哪来？如果开放给私人，又会出现校外教育这种唯利是图的景象。供需严重错配，学区房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合法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渠道，要打掉学区房，不难，但是打掉之后，教育焦虑又该何去何从？ 王静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