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当前我国离深度老龄化的标准已经不远。根据第一财经统计，目前全国有149市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其中南通、资阳、泰州、自贡等11个城市已经进入超老龄化阶段，主要来自苏中地区、四川、辽宁和内蒙古，以中小城市为主。（中国青年报9.15）

　　这11个城市进入超老龄化的原因是多种的，首当其冲首先想到的就是人口出生率较低，工业化和城镇化较早的城市，独生子女多，出生率低，老年人口占比自然高。但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当地产业发展不足，劳动年龄人口外流，因而老年人口占比较高。现在许多大型城市的产业发达主要的人口增长，凭借的不是出生人口的增加，而是大量外来劳动人口的涌入，不发达的城市就在不断的人口流失中走向衰败。

　　产业不发到造成人口流失，人口流失之后产业更加难以发达，长此以往三四线城市在养老、医疗、社会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着不小的压力。一个与现在很近的例子就是疫情一个重度老龄化社会，面对疫情这种需要大量有生力量（尤其是基层年轻人）参与的“黑天鹅”事件时，是很难具备行动力的。1月份通化曾经发生过疫情管控不利的风波，通化60岁以上老人比例近三成，人口结构的严重老龄化，必然会在疫情面前显得难以招架。好在最后因为全国防疫政策的严格实行超老龄化城市也没有出现人道主义灾难，但如果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扩大，那么未来仍未可知。

 

　　要解决超老龄化城市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是要扶植这些城市的产业发展将部分产业从现在略显臃肿的大型城市中转移出来，减少劳动人口外流；二是对劳动力大量流入的一二线城市来说，未来要加快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补短板，从财权、事权对称的角度，增加公共产品供给，推动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减少跨区域的迁徙。当增加多房户型的占比，满足老年人要进城帮子女带娃需求，让老年人也随着年轻人进城，由大城市帮助小城市分担养老压力。（孔宪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