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父亲已于1997年2月6日午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我的无数背影始终在记忆的仓库里储存着。

 

　　父亲1957年蒙冤之后，为了不让被他提拔的干部受到牵连，他没有选择留在新乡地区管辖的14个县里劳动改造，而是选择了回太行山老家劳动改造。应该说，这是父亲忍痛割爱留下的最为痛心，并让全家人铭刻在心的背影。他的这个背影，背历史定格在永久的记忆当中；他的这个背影，让更多人在经历了20个春夏秋冬之后看到了他的无私奉献人格魅力。

 

　　在老家太行山上的村子里，他没有灰心泄气，而是用坚挺的脊梁扛起了劳动改造和养家糊口的重担。他的背影，是在挑茅粪的劳动中；他的背影，是在赶着牛车往地里运农家肥的装卸劳动中；他的背影，是在隐忍而又宽宏大量的与人交往当中；他的背影，是在与亲情的关爱当中，他只要能力所能及地帮助亲戚们，绝不会装聋作哑；他的背影，是在文化大革命遭批斗之后，造反派让他在后背背上一块白布，上面写着“打倒右派分子郭兴胜”，并在他的名字上用红色墨水打了一个“×”。正是由于父亲背后的这一块白布，让许多过往的行人感到好奇，总想看个究竟。于是，父亲就坦然地背过身去，让过路的人看个一清二楚。

　　当我看到父亲这样的背影时，有些不理解。于是，当父亲回到家里时，我问父亲：你咋故意背过身让人家看那块白布？父亲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没做亏心事，我怕啥？人家想看，我就让他们看。而且，四邻五村谁不认识我？我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不如早点让人家看清楚，他们以后就不看了。父亲的坦荡心怀，让我深受教育。

 

　　在老家劳动改造20年，地里的所有农活父亲都是行家里手，凡是脏活累活生产队长都会让他干，他从不推迟。因为，他更清楚自己是劳动改造对象，必须自觉接受改造。

 

　　1981年秋，当父亲穿着工商局的制服回家探亲时，四邻五村的人说，挑茅粪的大伯、老叔、爷爷，现在官复原职了。他留给人们的背影是满满的赞叹声，有不少人说，过去是老八路，人家怎么会是右派，现在好了，让人家享两天福吧。父亲从老家回到新乡和我们说，老家人背后的议论他听到了，但我不是为自己享清福的人，我要为党和人民做点实事。我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心里比喝蜂蜜水还甜，我知足了。在不抓紧干好工作，退休之后就没机会了。只有只争朝夕，多为各县工商管理工作排忧解难，我才能问心无愧。

 

　　当我半夜起来方便时，经常看到父亲坐在桌前看文件，批阅上报材料的背影。当我催促父亲休息时，他总是说，你睡吧，别管我。我把这些忙完，才能睡个安稳觉，不能耽误明天的工作。

 

　　博爱县的一位老战友去世了，父亲让我和他参加吊唁。车到半路上，父亲让司机停车，他要下去看看地里的庄稼怎么旱成这样？该浇水了。难道是机井坏了？他回到车上自言自语。我说你不是管农业的领导，咱还是先去参加李伯伯的追悼会吧。父亲说，那是。他又说，我们回来的时候，一定要到博爱县里告诉县领导，让他们派人调查一下，不能让干旱把庄稼旱死。

 

　　然而，在参加李伯伯的追悼会后，父亲就看见了博爱县的领导，并把他看到的情况告诉了对方。而且，对方答应一定会派人调查，并及时解决问题。父亲当时到地里看庄稼干旱的背影至今历历在目，他的认真无处不在。归他管的他要管，不归他管的他也不会装聋作哑。

 

　　父亲最后留给我的背影，是在新乡市中心医院干部病房的走廊里。他上午躺在病床上接受输液，午饭后就一个人在走廊里坚持行走锻炼。而且，不让我和弟弟跟在身后。他说，我现在还能自理。当他不能自理的时候，弟弟搀着他在走廊里散步，父亲的背影让我禁不住直流眼泪。他说，他要和疾病斗争到最后一刻；他说，他了解癌症的治疗方法和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到了他这样的病情，没有必要再动手术。他去北京的解放军医院与协和医院帮助别人联系住院和做手术多次，有些医生都成熟人和老朋友了。但是，做大手术是要花很多钱的。政府财政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都是百姓的血汗钱。自己是胃癌晚期，保守治疗就可以，让我们子女不要为他心里难过。当父亲说到这里时，我忍不住哭了。父亲说，看你那点出息，不要哭。要坚强一点，不要让医院里的护士看笑话。

 

　　当父亲病情逐渐加重之后，我就再也看不到父亲下地行走的背影了。他的背影，仅仅是侧面躺在病床上，盖着医院白被子的背影。当他医治无效离世的那一刻，我们兄弟姊妹四个在医院病房里抱着父亲放声大哭。医院护士问我们，要不要找人帮忙将老人遗体送到太平房？我们说谢谢，不需要别人帮忙，我们给老人更衣之后，亲自送到太平房。

 

　　从那时起，父亲的所有背影就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仓库。（郭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