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下谷圙，我家有一块两间屋大的小块地。在这块地的北头是养猪的猪圈，其余三分之二的地块用来种蔬菜和烟叶，挨着猪圈的一小块地，不仅种黄瓜、西红柿和西葫芦等蔬菜，而且还种了两棵苹果树，一棵是黄香蕉，一棵是国光。

 

　　我九岁上学，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给父亲挑水种烟叶和蔬菜。如果我忘了浇水，父亲和母亲就会去小井水库里挑水浇地。尤其是六月份到九月份期间，水分蒸发很快，浇地需要挑十来趟水才能把地浇透。白天经过太阳的暴晒，烟叶和蔬菜得到了充分的光合作用，傍晚挑水把地浇透，烟叶和蔬菜夜里长得十分旺盛。

　　尤其是当黄瓜、西红柿和西葫芦开花的时候，我总是弯腰低头看了又看，只要发现黄瓜、西红柿和西葫芦坐胎了，心里特别高兴。而且，回到家里会把什么蔬菜坐胎的事儿告诉母亲。父亲叮嘱我，坐了胎更要勤浇水，这几种蔬菜离开水长不成样儿。需要水浇的蔬菜，需要很多功夫去照料它们，照顾不周，就长不好。父亲说这些，是要让我在完成学习作业之后，多去关心一下那些蔬菜。而且，还要给蔬菜摘顶、打杈，不能让它们随便长。

 

　　尽管黄瓜只种了6棵，西红柿只种了4棵，西葫芦只种了3棵，茄子只种了4棵，烟叶100来棵，但却每天把我忙得不亦乐乎。这些蔬菜种子，都是父亲步行一百多里从河南沁阳西向镇带回老家晋城县东土河村的。而且，父亲带回来的许多种子都无偿献给了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以及村东头有水浇地的生产队；而且，父亲给生产队的蔬菜种子品种更多。除了西红柿、黄瓜、西葫芦、茄子，还有冬瓜、君达菜、芫荽、小香葱、各种豆角等。许多蔬菜社员们不但没吃过，而且没听说过。这些菜怎么种，如何进行田间管理，是父亲亲自传授的。尤其是冬瓜产量高，生产队给家家户户分了许多冬瓜。吃上了新鲜蔬菜，社员们特别高兴。

 

　　我种的蔬菜品种和数量虽然有限，但却让街坊邻居们偿了鲜。而且，他们要求给他们留下种子，他们也要种这些新鲜蔬菜。到了第二年，里谷洞宽舟哥就种得很好。还有，我们家小块地隔壁的晚台家种的新鲜蔬菜也挺好。里谷洞放羊的仁旺哥种的新鲜蔬菜离厕所近，用茅粪汤浇出来的蔬菜长得更好。

 

　　大家在大槐树下的饭场上相互交流经验，说说笑笑，至今记忆犹新。

 

　　尤其是1973年8月份下了一场冰雹之后，生产队地里的庄稼被冰雹全打坏了，丰收在望的庄稼完全被冰雹打碎在地，社员们留下了极为伤心的眼泪。于是，大家把家里剩余的蔬菜种子拿出来种上，看能不能救救急。当蔬菜种子出苗之后，大家才露出了笑容。

 

　　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尽管父亲这个右派分子是批斗对象，但他为社员们排忧解难的言行却受到了人们的尊敬。是他向生产队建议如何开展生产自救，而且大队干部借鉴了我们家所在生产队的生产自救经验。尤其是父亲建议生产队一定要多种红白萝卜，可以让社员们多晒一些干萝卜丝，以便在下一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度过灾荒季节。我们家所在生产队在王坟的十亩扇地里种了白萝卜喜获大丰收，我家按人口分到了1000多斤白萝卜。生产队在西岭五亩扇地里种的红萝卜也是大丰收，生产队队长说我父亲的建议真好。那一年，我家也分到了几百斤红萝卜。再加上我家腌制了4大缸的萝卜秧酸菜，在1974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这些往事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它却在我的脑海里永远挥之不去。（郭喜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