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娃用左手摘下致人堕落的苹果
1850年，法国加尔省塞泽河上的巴涅尔附近，一则极其恐怖的新闻令“左撇子”的名声深陷泥潭：一个家庭的12名成员，包括女人和孩子，都惨遭杀害。
报纸这样描述道：“所有的人躺在厨房中央……留下了大量创口和挫伤……对尸体进行检查的法医证实，所有的伤口都是由利器造成的，致死的部位和方式都是相同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些致命打击都出自一只坚强而有力的左手！”
这则新闻见报时的题目不是“巴涅尔的十二条人命案”或“某某家庭的谋杀案”，而是“‘左撇子’加帕尔的罪行”——可见在当时“左撇子”是多么恶名昭彰。
此后，人们更将许多罪行都往“左撇子”身上推。“左撇子”里著名的罪犯包括“开膛手”杰克。1888年秋天，他残忍的罪行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大为震惊。还有“崽子”比利，美国西部亡命徒的象征性人物。
然而，后来发现他们都不是“左撇子”。而且根据法医的报告，“开膛手”杰克除了一例案子，其他都是用右手干的。
不过，此后关于他们的电影还是固执地把他们塑造成“左撇子”，比如亚瑟·潘恩的《左撇子枪手》（1957年）用颠倒的达格雷照相术拍摄，电影主角在身体的左侧佩戴了一只左轮枪——在人们眼里，“左撇子”罪犯似乎更阴险、更难以捉摸。
对于“左撇子”的歧视在19世纪末种族主义泛滥时达到高潮，运用种族主义分析的观点，人们认为“左撇子”是退化的标志。
20世纪初，纳粹政权视金发碧眼的雅利安人（现代称为北欧人种）为最优秀的“主宰”种族，同时清洗以犹太人为主的非雅利安人。纳粹政权推行这一观点时，辅以多种荒谬的理论，其中之一便是“‘左撇子’被认为是那些已经退化、丧失了其种族优良品质的人”。1935年，纳粹政府甚至委托希姆莱研究调查左手使用习惯与同性恋倾向的关联。
当时甚嚣尘上的理论甚至对今天也有影响，张国荣有一首歌名为《左右手》，林夕的词中这样写道：“从那天起我恋上我左手，从那天起我讨厌我手。”歌词以左手指代同性恋，并被视作蕴含有同性恋者寻找自我身份认同的含义。
这些缺乏科学依据却容易蛊惑无知民众的观点，使得从19世纪最后几十年到二战结束前这段时期，“左撇子”如坠地狱。整个社会的敌意和歧视如此明显，以至于当父母发现孩子喜欢使用左手时，要使用所有可能的手段加以矫正，如把孩子的左手反绑在身后。
如此摧残身体，就是害怕孩子“最终成为（惯用左手的）残废人”。在这样的心理高压下，习惯使用左手的人，总是怀疑自己会是天生的罪犯，或是性取向不正常的人。
“左撇子”开始受宠
虽然在现代西方民主社会，日常生活的世界对于“左撇子”仍然有点不够包容——看看银行柜台前圆珠笔的位置就行了，但总体上看，“左撇子”不再是一种反常，甚至作为“左撇子”已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很多人认为“左撇子”右脑更发达、“左撇子”中出现科学家、政治家和明星的比例似乎也更高。
“左撇子”的回潮首先来自二战后法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大量受伤失去右手或右臂的伤员，为了重新适应生活，必须学习使用左手，短时间内出现了大批“被动型‘左撇子’”。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在医院开设左手功能训练班和重新学习写字的夜课等等。为了协助政府的计划，出版社还出版了专供左手使用者学习的书法书，左手开始被驯服，许多“右撇子”也开始学会使用左手做许多之前由右手完成的事情。
这些“被动型‘左撇子’”因为身体上的残缺，被迫用左手写字、用左手使用工具、用左手吃饭、用左手敬礼，于是，被传统道德否定的那些观念，突然成为公民的美德，使用左手第一次在世界范围内与人类尊严和社会秩序联系在一起。
同时，二战后社会文化有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生活习惯更加自由，教育更加宽容，对特殊行为更加尊重。人们不再使用各种严厉的词语责备“左撇子”，不再把他们当作不可救药的笨拙者和怪物。
到了20世纪中期，这种对左手和“左撇子”的宽容终于成为社会主流思想，要求教育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1920年代，一批儿童教育研究专家聚集在费城，讨论“应该对‘左撇子’儿童采取何种态度”，最终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先天现象，而非后天获得，不惜一切代价矫正“左撇子”的天性可能使得“左撇子”产生“严重的神经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