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人民日报》以“创业之都的‘高新样板’”为题报道了成都高新区，并用了“异军突起”一词来形容成都高新区在2015年的发展。

　　这个词很形象，也很准确。2015年，成都高新区工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不仅成为四川首个达到这一成就的工业园区，而且其规模也位居全国国家级高新区的前列。报道中说，2015年这块面积仅占四川省万分之2.7的区域，贡献了全省百分之4.2的产业增加值，创造了令人惊叹的“成都奇迹”。

　　无独有偶，在科技部国家高新区最新评价中，成都高新区综合排名历史性进入三甲，紧列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后，这同样是一个令人惊叹和铭记的“奇迹”。

　　要知道，这样一个“奇迹”，是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形势下实现的；同时，这样一个奇迹，又发生在成都这样一个中国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它带来的典型意义和样本价值，就更加可圈可点，更加值得关注。

　　众所周知，1998年8月，当中国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化发展计划——火炬计划开始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应运而生。其担负的使命，就是要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创新人才的聚集区、科技成果的高产区、成果转化的示范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可谓使命重大，任务艰巨。

　　截至目前，国务院批准的国家高新区达146家，已然星火燎原。然而，不得不说，我国很多高新区与世界性的创新“中心区”相比，在区域创新活力、产业竞争力、辐射带动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同时，它们也面临要素成本增加、优惠政策弱化、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现实问题。

　　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我国的高新区需要承担新使命、提供新价值。进而言之，国家高新区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自身也面临创新创业的新趋势、转型升级的新要求。

　　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的国家高新区，正在火热的实践中呈现新阶段的发展特点。比如，西安高新区在利用军民融合以及科研院所资源优势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其“封闭式管理，开放式运行”“能上能下”等管理体制和“城市开发+产业发展”联动的运营发展模式也引人注目；上海张江高新区，则提出要站在“地球仪”边上思考创新创业，做全球“少数人才能做的事”，聚焦国家战略最需要的核心技术；深圳高新区在自主创新上走在前列，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到9%，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90%，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产值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比重超过70%；宁波高新区，宣称要用科技服务撑起创新高地，这里集聚了宁波最完备的科技服务业产业体系和新材料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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