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子夫知道这件事后，多次劝太子向皇上说明真相，将这些小人处死。刘据性格比较仁厚，不想让父亲感到为难，总是说：“只要我没有过错，不怕他们说坏话，以父亲的聪明，应该不会轻信谗言。”卫子夫说服不了儿子，只好劝他处处留心。

　　又过了一段时间，汉武帝生了一场病，让常融喊太子过来，常融挑唆说：“太子有喜色。”汉武帝听了没吭声。等到太子来了，汉武帝仔细观察，看到太子有哭过的泪痕，心里也就明白了几分。刘据进来以后为了让父亲高兴，却假装有说有笑。汉武帝仔细盘问常融，让他跟太子对质，探出真情后，立即杀掉了常融。

　　这一来让苏文之类的宦官很害怕，觉得如果不把太子搞掉，将来难免一死。宦官不具有独立的人格，他们的人身是完全依附于皇上的，因此每次新皇帝即位后总是宦官们最紧张的时候。新皇帝爱用从小侍侯自己的宦官来取代从前走红的宦官，而失去皇帝保护的旧奴才们，晚景就相当凄凉了。因此要想摆脱这样的命运，就只有靠为新主子立下不世的拥立之功这一条门路可走。苏文显然从“尧母门”中获得了启示，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击太子，以便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能够即位。

　　对于太子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来自宦官，也不是来自他的那些同父异母的弟弟们。

　　太子最大的危险就是他自己，就是他跟汉武帝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

　　这当然有天性的因素，太子天性就是仁厚的人，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教育。

　　汉武帝是个富有进攻性格的人，他一改汉朝初年崇尚无为而治的政治倾向，对外开拓疆土，对内任用酷吏，在个人生活上以占有帝国最漂亮的女子为乐趣。

　　汉武帝的上述性格并没有遗传给刘据。刘据小的时候，汉武帝就给他建立了博望苑，找了当时最 的学者教育太子。除了学者，博望苑里还有很多持不同政见者，这些人反对汉武帝的开拓进取政策，他们无法改变当今天子，但是希望改变未来的天子。而日理万机的汉武帝是无暇顾及太子究竟学了些什么，又究竟在考虑什么。

　　直到汉武帝年老的时候才发现太子是与自己完全不同的人。汉武帝晚年为了顺利交班，开始有意识的让太子参政，目的是为了树立太子权威，以便将来能够驾驭群臣。每当外出巡游时，汉武帝总是把日常政治事务托付给太子，等回来以后再由太子把处理情况汇报给他听一下。

　　刘据在处理问题时对于汉武帝过于严酷的做法有意扭转，这样做得到了百姓的欢迎，而执法大臣们内心自然不高兴。

　　政治权力的转移，对于 执政者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事。即使是他自己选定的接班人，也难免面对着苛刻挑剔的眼光。所以，古今中外历史上，二把手接不到班的情况很普遍。

　　政治权力不容分享，即使在父子之间也是如此。在父子行政倾向有所不同的情况下，心理裂痕只会越来越明显。

　　太子是个内向、不愿意解释的人，遇到什么事情，总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以父亲的英明肯定会理解自己，所以他总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从来不去与年事渐高的皇帝父亲去沟通，争取父亲的理解。

　　而汉武帝也很少批评太子的所作所为，也许是为了帮助太子树立威信，也许是在暗中观察太子处理问题的方式，他总是对外声称太子的一切作为完全符合律法和礼制。虽然，很多时候他对太子的一套很不以为然，觉得像我这么能干的父亲怎么生出这么窝囊的儿子。

　　太子辅政时已经是30多岁的人，这个时候卫子夫已经年老色衰，除了极少数礼节性的场合，这位名义上的皇后已经见不到自己的皇上。帝国的两个最有权力的男人之间已经不可能通过第三者进行沟通，也许汉武帝想：我已经做得仁至义尽了，你还要我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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