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这座中国诗歌的高峰，作为盛唐这个时代的象征，不仅因为他的诗歌豪放飘逸，更是因为他那种风流傲岸的性格，“府县尽为门下客，王侯皆是平交人”的姿态。自古以来，人们就津津乐道于高力士脱靴、杨贵妃研磨，李白醉书退蛮夷的情境中，只有这种气度，才配得上“诗仙”这个称呼。
可是，这样的故事，显然太富于传奇，让人不禁怀疑它的真实性。翻阅《新唐书·高力士传》，里面对高力士的记载是“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为翁”，而唐玄宗本人则“或不名而呼将军”。对这样一个太子称兄、王子公主称翁(大一辈)，而皇帝又不直呼其名的显赫人物，初到长安的李白，怎么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当众羞辱他呢?如此的做法，只会显得李白这个人情商太低，甚至根本不会与人交往了。
再查考杨贵妃的事迹，问题就更明显了，杨玉环初为寿王李瑁的妃子，后来被唐玄宗看上，先让她出家做道士，然后，在天宝四载(公元745年)由道士还俗，并被册封为贵妃。而李白，则在天宝三载，已经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离开长安了!所以，杨贵妃研磨的事，根本就无从谈起，可见这样的故事，是多么不可信了。
但是，在权威的正史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新唐书·李白传》里面说：
“(李)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沉香子亭，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授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
这段记载中，把高力士脱靴一笔带过，而摘诗以激杨贵妃，也说的含混不清，似乎比民间传说的故事要可信的多，加之这样一段记载，出自北宋官方编修的《新唐书》，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因为，历代文人先入为主地就把它当成了真实的历史。可是，前面已经提到，“贵妃”是在李白离开长安之后才封的，所以这段记载，显然是有问题的。
那么，这样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翻阅唐代的各种笔记，最早记载“高力士脱靴”这个故事的，是中唐时人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作为一部笔记小说集，它本身的真实性，就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后世的文人墨客，甚至编修史书的士大夫，从《酉阳杂俎》引用、叙述“高力士脱靴”故事的时候，又只摘录其中的一部分，这实在是让人哭笑不得。
《酉阳杂俎》里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遍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亡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
这段话，把李白的器宇轩昂描写得淋漓尽致，连大唐天子玄宗皇帝，都为之倾倒。就是这段话，也让历代文人墨客，欣羡不已，反复引用，说李白风流傲岸、平交王侯。可是，段成式却像现在很多的小说、文章一样，在最后加上了一段“神补刀”，一下子给这个故事赋予了一个戏剧性的结局：“及出，上指白谓力士曰：‘此人固穷相。’”闹了半天，这脱靴的壮举，被玄宗皇帝一句“神补刀”泼了一盆冷水。任谁看了这最后一句，都不会再争相传颂李白这风流傲岸的举措了。
再翻阅晚唐时人李濬所写的《松窗杂录》，“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会高力士终以脱乌皮六缝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词，力士戏曰：‘始谓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真妃因惊问：‘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太真颇深然之。上尝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两相比较之下，《松窗杂录》与《新唐书·李白传》的记载，在情节上几乎一模一样，实在让人讶异。而在最早的《酉阳杂俎》的记载中，并没有提到杨贵妃的事，只是单纯的李白与高力士之间的矛盾。
于是，事情很明显了，起初，可能是《酉阳杂俎》的作者段成式听到了来自于民间或是某些文人的传言，记录了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而《酉阳杂俎》的叙述中，显然李白并不是完人，而是颇有点愤青意味的文人。
然而，这个故事越传越广，逐渐加入了更多的东西，在《松窗杂录》中，杨贵妃已经成了故事的主角之一。这个叙述，被《新唐书》这样的正史接纳，并几乎原封不动地转录其中。再后来，近世的民间传说中，更是加入了李白醉书退蛮夷的情节。这样的历程实在让人咋舌。
顾颉刚先生曾有“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论断，对于那些传说、故事，往往是时代越往后，故事情节越丰富、人物越饱满。而高力士为李白脱靴这样的故事，正符合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说是随着时间的推后，一层一层地累积起来的一个故事。历史的真相，可能根本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
不过，作为一个人们热爱的大诗人，那种风流傲岸的性格、狂放不羁的做派，人们把一些故事与“诗仙联系在一起，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人们的心里，历史是历史，而心里的“诗仙”，却应该是另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存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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