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的这个皇位,得来的可谓是十分的艰难,也凶险无比。
由于太子是正宗,在和李建成的权力争斗中,被太子下过毒,造成吐血而命悬一线。
如果不是发动了玄武门事变,那么两天后的昆明湖给李元吉的壮行宴上,就将是李世民的最终归宿。
就在这危急关头,李世民天策府的谋士房玄龄、杜如晦,将领尉迟敬德、段志玄、侯君集、王君廓,再加上他的舅哥长孙无忌,力促他采取果断的应对措施。
就这样,李世民搏命一击,历史上 的“玄武门之变”发生了,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杀,唐高祖李渊被迫让出权力,不久李世民正式继承皇帝位,是为唐太宗。
每一朝青史留名的帝王,无不以开疆拓土作为建功立业的标志,李世民也不例外。
贞观年间,是唐朝拓边最猛烈的时期,也是获胜最大的时期。这一时期唐朝依次取得了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高句丽、龟兹用兵的胜利。
用兵胜利后,在漠北设立安北都护府,在漠南设立单于都护府。
贞观四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资治通鉴》)
从此,唐太宗不仅是唐朝的皇帝,还是各民族的“天可汗”。
对于归顺的少数民族首领,李世民抱的什么想法呢?
他说:“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则骨肉不免为仇敌。”
后来又进一步阐述此观点:自古都是以中原为贵,看低夷、狄等少数民族,我却是一视同仁,所以他们都把我当成了他们的父母一样尊敬。(“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 )
他不光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对少数民族的杰出人才,也是大胆使用,委以重任。
如以智勇闻名的阿史那社尔,率突厥部众内属后,被唐太宗封为左骁卫大将军(禁军的高级武官),这是多么大的信任!
后来阿史那社儿在平定高昌的战役中立功,李世民又赐予其宝刀和丝织品,封毕国公。
此外还有突厥族的颉利可汗,任右卫大将军;东突厥的阿史那思摩,因军功被赐于李姓,改称李思摩,被授职左卫大将军;铁勒部的契苾何力,任镇军大将军,因军功封凉国公……
据后来的史学家统计,在贞观朝,少数民族在朝廷任职的官员,占据了整个朝廷的五分之一!
从这里可以看出,这时候李世民的用人观念,又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它突破了等级观念,突破了派别之争,突破了种族类别,突破了地域限制,总之,已经初步具备世界主义思想。
当然,李世民除了博大的用人心胸以外,还掌握了娴熟的用人技巧。
他把那些敢于提意见的大臣,比如魏征、王珪等,给他们安排在务虚的职位上。他们的工作就是负责发现皇帝和朝廷的决策失误,这样就能人尽其才。
像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这样 忠诚,又听话的官员,让他们去处理具体事务,这样的人,必须要严格执行皇帝的命令。
大家不妨想想,要是李世民的务实官也像魏征一样,整天想着挑皇上的毛病,挑出毛病就拒不执行,贞观朝廷还能正常运转吗?
所以李世民让务虚派大臣和务实派大臣各司其职,终于成就了贞观之治的伟业。
俗话说,家和万事兴,对普通家庭来说是这样,一个人要想有一番作为和成就,家庭的和睦非常重要。
还有一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是说明有个贤妻对事业的重要性。
作为帝王来说,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古往今来的那么多皇帝,在后宫崴脚的比比皆是。
但是李世民运气好,他摊上一个好皇后。
文德皇后长孙氏 (601年3月15日—636年7月28日),河南洛阳人,小字观音婢。十三岁嫁李世民,武德元年册封秦王妃,李世民即位13天即册封为皇后,她在中国历史上享有千古第一贤后的美誉。
古人经常用“母仪天下”来形容皇后,意思是作为一个皇后,其修养、德行、智慧、才情、气度、仪容,都应该成为普天之下所有女性的典范和表率。
在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好皇后中,长孙氏 是其中非常出众的一位,也 称得上是一个母仪天下的女人。
在她身上最值得后人称道的第一个优点就是——尽力辅佐,但绝不干政。
长孙氏能够与李世民一起沐风栉雨、同生死共进退,所以李世民登基之后对长孙氏更为倚重,时常想和她讨论朝政,可长孙氏却说:“‘牝鸡之晨,唯家之索。’妾妇人,安敢豫闻政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
李世民坚持要和她讨论,可长孙氏却始终保持沉默。
除了自己做到不干政,还劝不要给兄长长孙无忌太高的官职。但她怎么劝说,长孙无忌还是得到重用,任左武侯大将军、吏部尚书、右仆射。
一看丈夫不听劝,她又转而劝说自己的哥哥辞掉掌握实权的高位,长孙无忌终于听从了妹妹的意见,任了个“开府仪同三司”的闲职;后来,又力劝舅舅高士廉也辞去实职高官。
李世民的性情与皇后截然不同,年轻时他酷爱冒险,在战事中一向身先士卒;铁血中滚出来的人,性格难免暴躁,就是当了皇帝后,有时候也收不住性子。
谏臣魏征是个不会看领导脸色的部下,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当面让李世民下不来台,以至于有一次李世民被他顶撞得气愤不过,退朝之后恨恨地对皇后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那个乡巴佬!”
长孙皇后问谁是这个乡巴佬啊?李世民咬牙切齿地道:“魏征这个家伙,总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羞辱我!”
长孙皇后听后,返回自己的宫中更换朝服,然后肃立于庭中向李世民行礼,李世民惊讶的问她原故,皇后答道:“妾闻主明臣直。如今魏征如此耿直,自然是因为陛下你已为明君。我怎能不向陛下道贺。”
长孙以她的睿智和对丈夫的了解,轻轻的化解了他的怒气,既救了魏征,又让皇帝明白直谏之臣的可贵,也加深了夫妻间的感情。
同样受惠于长孙皇后的还有房玄龄,当时房玄龄因过错被遣回家,长孙皇后便对李世民说:“玄龄侍奉陛下时间最久,为人小心谨慎,颇有奇谋秘计,他知道的事情从无泄露,如果不是有大的过错,希望陛下不要放弃这么一位大臣”。
李世民听了妻子的意见,觉得有理,之后便再次重用了他。
有一年,正当盛年的李世民忽然身患重病,累年不愈,几度危殆。长孙氏虽贵为皇后,仍然昼夜不离地侍奉着自己的丈夫。
在细致入微地照顾丈夫的同时,她飘飘的衣带上时刻都系着毒药,当毒药被丈夫发现之后,她平静地解释:“若有不讳,义不独生。”
长孙皇后不光是身体力行,还善于总结经验,从历史中找差距。这集中体现在她编写的《女则》一书中。
此书采集了古代妇女,主要是历代后妃的事迹,并加上自己的评注,用于时刻提醒自己如何做好皇后的一部评论集。
但是很可惜,此书从宋以后就失传了。
贞观十年,长孙氏病逝,李世民再也没有册立新皇后,韦珪以贵妃的身份代行皇后职权,成为贞观后期的后宫统领。
由此可见,长孙皇后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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