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基1921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后移居上海。自幼时读书起，他便跟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1945年顺利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毕业，并于同年起担任英文《上海自由西报》记者、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者兼英文《中国年鉴》（1944—1945）副总编。

 

　　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由于当时法庭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日语，中方提供的大量证据都需要首先翻译成英文。经《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枢推荐，张培基与时任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在上海华懋饭店第一次见面。两人简单寒暄之后，向检察官当即拿出一份报纸，从中随机挑选了一篇报道作为临时翻译试题。英文扎实，又在媒体有过新闻实践经历的张培基很快完成了译文，向检察官看后立即表示：“我们就要你了！”就这样，年仅25岁的张培基作为英文翻译，亲历了举世瞩目的东京大审判，与他一同被聘用的还有周锡卿、高文彬、刘继盛、郑鲁达等。

 

　　历经两年半，这场审判以判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以绞刑落幕。张培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这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审判过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远东法庭的整个诉讼程序都受着英美法系的严重影响，强调证据的重要性。然而，中国检察官在国内收集证据的过程很不顺利，“因为许多资料被日本宣布投降后秘密销毁了。倒是最后在日本陆军省档案库发现了大量有力的证据。”张培基回忆道。

　　图片来源：《英语世界》

 

　　审判工作结束后，张培基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英国文学系研究院继续深造。1949年新中国成立，他决定回国参加建设，不久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执教，三尺讲台一站就是25年。他不愿别人“宣扬”自己，面对媒体登门采访，总谦虚道，“自己不过是普通教师，没什么可介绍的。”

 

　　而事实上，张培基的译著与专著在翻译学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暴风骤雨》《阿诗玛》《春蚕集》《中国人名大词典》《先师孔子》等大量对外出版发行著作的英文书稿都由他推敲审定。此外，读者熟悉的中文经典篇目，如方志敏的遗著《清贫》、朱自清的《背影》、许地山的《落花生》、李大钊的《艰难的国运与雄健的国民》、巴金的《〈激流〉总序》、冰心的《笑》、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茅盾的《白杨礼赞》、老舍的《想北平》等都有张培基的译文在英文世界中传播。

 

　　作为一位有着多年从教经验的教师，张培基重视译学理论与翻译实践的结合，并强调要正视学生实际水平，因材施教。其主编的《英汉翻译教程》被许多高校选为英语专业翻译课教材，《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也成为了教学经典书目。

 

　　作为横跨中西的翻译家，他也提出过诸多有关汉语、汉字的理念，比如“汉语是智慧的语言”、“汉字是文字的奇峰”、“汉字是中国第五大发明”等等。他重视母语学习，主张不能只把母语当成“工具”而要当成一门“学问”，也多次强调以外语为本行却无心在母语方面下功夫是“短期行为”，是会吃大亏的。

 

　　在文学翻译领域之外，张培基还关注日常生活中的译文表述。首都经贸大学教授、翻译家朱曼华曾同他聊起这个话题，张培基随口举例说，把受到市政府表扬的“卫生好”的单位冠以“Good Health”荣誉称号是文不对题，此处其潜层语意应为Hygienic Premises 或Clean Premises。“社会上出现的语言纰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办事不认真、马马虎虎、对付着过的社会痼疾。同时，也反映了许多人不重视语言学习，不认识其艰难性，不下苦功，应用时率尔操觚，大胆有余，素养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