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法医刘良40年为死者当翻译是怎么回事 法医刘良让人发自内心的敬佩
今年3月至6月，职场文教类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播出后，网上掀起一股“法医热”，61岁的导师刘良也成为众多年轻人的偶像。由于播出效果出奇好，6月13日至19日，刘良又去长沙录制了《入职后的我们》。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法医刘良。
从6月20日至7月6日，刘良先后奔赴安徽当涂、河南息县、湖北汉川、河南南阳、河南项城、河南西华、湖北大悟、辽宁沈阳，或者在殡仪馆解剖尸体，或者作为专家辅助人身份出庭，先后为8起案件奔波着。7月6日傍晚，沈阳的庭审一结束，他就赶赴机场，飞机降落在武汉天河机场时，已过深夜11时了。
刘良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过去6年的3件事，把勤勉低调的他一次次推到大众面前——他在巨大的舆论漩涡中，为在与警察冲突中死亡的河南籍农民工周秀云做尸体解剖、出具死因鉴定、参与庭审，由此获评央视2016年度法治人物；2020年2月，他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一间手术室完成了全球首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微博粉丝猛涨至40万；今年，他参加职场文教类节目《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一跃成为青年群体的新晋偶像——“刘头”。
“当网红不是我想的事。”他说，接下来要把3件事做好：把法医做好，把学生带好，死后把遗体顺利捐献出去。
“找刘良，请他来”
工作前，他会先鞠个躬，再拿起解剖刀
刘良教授指导学生实验。
解剖案例4000余件，送检及复核各类法医病理和医疗损伤鉴定3000余起，这是刘良从事法医工作40年积累下来的数据。面对镜头，刘良并不讳言自己的鉴定结果，“瑕疵是有的，但没有产生过冤假错案。对得起历史，对得起未来，对得起亡灵。”
2014年年底，河南籍农民工周秀云“讨薪”死亡案引发巨大争议。要查清死因就必须进行尸检，检察院推荐的鉴定机构遭到了死者家属的拒绝。家属提出：“找刘良，请他来。”2015年1月，刘良率队对该案进行司法鉴定。
后来，媒体这样报道：“万众瞩目之下，刘良及其团队有条不紊地了解案情、尸体检验、出具鉴定意见、出庭参与审判，维护了司法公正。”
2016年，刘良获评央视年度十大法治人物。国家宪法日当晚，评委会给刘良的颁奖词是：一把解剖刀，他使疑难案件迎刃而解。40年法医生涯，他的鉴定意见无懈可击。让事实说话让证据说话，他用忠诚与智慧维护职业尊严。
此后，越来越多死者家属点名“要刘良亲自过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教授、法医刘良。
这几年，刘良的飞行记录达700多次，每个月有四分之三的时间在外地出差。他去过大山深处的死者家中，也到过小镇殡仪馆，“哪里有尸体需要解剖，就去哪里”。半夜三更，抓起双肩包就可以出发。双肩包背坏了一个就换一个，包里放着身份证、鉴定资质证、教师证，两个装满药片的药盒，其中一种降压药已掰成两半。今年3月，双肩包里又多了一张武汉遗体捐献志愿者联系卡，这张卡片是他捐献遗体时的凭证。
作为法医，常被死者家属围观。刘良习惯了这样的场面：刚一下车，家属打开手机激动地指着他说：“你们看看，跟网上的这个人是不是长得一样？”有时刘良还要掏出身份证、鉴定资质证，家属确定是本人才允许做解剖。
无论如何，刘良总是第一时间向死者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面对尸体，他会先鞠个躬，再拿起解剖刀。刘良特别强调：“这不是敷衍了事的形式，而是真正站在对方立场上的一种关怀。”为生者权，为死者言。他说，他的解剖是为死者当翻译。
刘良教授和毕业生一起合影。
法医的世界比常人更加残酷，看似平静的内心其实早已被撞击得翻起滔天巨浪。刘良坦言：“见得太多了，就得学会埋到心底里去，否则会疯起来的。”
但相比之下，更大的挑战是来自外界的干扰。“有的会来收买你，有的会来暗示你，有的会给你压力。”刘良形容，“如果没有强烈的责任感，很容易就掉到陷阱里去了。”
幸运的是，他能始终保持一份清醒，并用职业道德来约束自己。“做好法医能行善积德，很多人要官要钱，有什么用？真想通透了，也就那么回事。”
在他看来，病人是将性命相托给医生，死者是将真相托给法医。解剖刀知道真相。不管是来自普通老百姓的委托，还是来自政府部门的委托，他只用解剖刀说话，让死去的人和活着的人在各自的空间和轨道里明白地活着。
刘良回顾40年的法医生涯时说，用谎言遮盖谎言，成本太高了，一旦这个谎言被揭穿，公信力一下子就没有了。在他看来：“这就是法医的职业道德，你要么就不做，做了就要讲真话。如果这个职业出现了很多讲假话的人，那肯定会出问题。”
“勤奋的人，善良的人，不会没人帮助你”
《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坚持选择向琴琴
《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实习生。
刘良曾立志做60年法医，从22岁大学毕业算起，干到82岁，“但现在想想就是做梦”。
常年的奔波，他的胰腺出了问题，胆囊也拿掉了。在他的那个随时背着就走的双肩包里，常备着4种药，分别用来对付高血压、高血脂、胃反酸和痛风。
他本计划60岁退休，也就是去年。“但照目前这情况，还得再过几年。”刘良透露，在《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中斩获双offer（录取通知）的徐梓童正在准备考他的博士，马上读大五的陈湜也有意考他的硕士，刚收下的徒弟向琴琴现在经常跟着他跑现场……“考虑到这些，我肯定要延迟退休。”他笑着说。
在刘良的认知中，法医是低调做事的群体，宣传得不好，常常出现负面效果，他十分反感影视剧中法医被神话或妖魔化的形象。去年年底，节目组两次找他担任导师，他只反复问了一个问题：“你们拍的这个片子，是真的还是假的？”在确认并没有预先设定的剧本后，刘良答应试一下。他想让大众知道，真正的法医是什么样的。他不想当演员，只想做真实的自己。
他这样解释：“法医确实不被人理解，要么误解你害怕你，要么把你夸上天。只有我们自己知道，这个职业又苦又累又脏，社会地位、关注度也不高。我想让大家知道，医生为健康中国服务，法医是为健康中国和法治中国服务，多了一层使命。”
《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实习生。
刘良为了壮胆喊上了同事周亦武教授陪他一起上节目。这对相识36年的老搭档，均师从黄光照教授，被称为“法医双雄”。到了采访时长江日报记者才知道，他们连办公室也是门对门。
有趣的是，在节目首期录制中，两人就因淘汰人选产生了分歧。毕业于黔南民族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护理学专业的向琴琴，是他们争论的焦点。
对于为何坚持选向琴琴，刘良回答：“一个女孩为了自己的理想，去殡仪馆里工作，甚至睡在太平间，只为能经常见到法医，这是常人很难做到的。法医这个行业需要像她这样有执念的人。”
今年26岁的向琴琴来自贵州大山深处，为了圆自己的法医梦，从医专一毕业，就直接当了一名入殓师。5年间，她接触了2000余具尸体，隔着玻璃门观看了200余例法医的尸体解剖，学习的笔记本摞起来有一尺来高。
刘良从向琴琴身上看到了另一层意义。9岁时，刘良随父母下放农村，童年的这段经历影响了他一生：“懂得了民间疾苦，也看到很多生活在社会最基层的人很努力。”
1983年7月，刘良从医学院毕业留校时，法医学教研室刚从病理学教研室分出来不久，年轻的刘良接下了一个枯燥、耗时的工作——把原来存在病理学教研室的法医档案资料全部复印过来。这个工作持续了4年，4年间，刘良把几千份法医鉴定的档案都看了一遍。这为他此后从事法医工作打下了扎实的专业基础。
“病历怎么写，鉴定意见书怎么写，都是在那个时候学的。遇到类似的案件我知道该怎么解决，教学的时候我能直接把案例拿出来给学生讲，写教材也用了其中的很多案例。”刘良说。
刘良认为，4年的复印经历和向琴琴5年为死人整容化妆，从本质上来说是一样的，“经历很重要”。对家庭背景苦点的孩子，他都会适当地给予一些关注和关心，因为这些孩子要的并不多，只要给点阳光，给个机会，他们就会很珍惜。
要么“躺平”，要么希望不怎么努力就能赚快钱，这两种目前在一些年轻人中流行的职业观是刘良最反感的。他的潜意识里，是希望让大家从向琴琴身上看到“勤奋的人，善良的人，不会没人帮助你”。
节目播出后，的确影响了一批年轻人。很多粉丝向刘良表达了这样的想法：“你录用了向琴琴就像录用了我一样，我觉得还有希望，我还要去努力，尽管很难，但是我就要这样干。”
网上也有人质疑向琴琴卖惨，刘良懒得理会。他直言：“靠卖惨在我这里是通不过的，还是要有真才实学。”
这种敢讲敢做的性格，让刘良圈了很多粉。一些粉丝寄来的信件、照片、小玩偶，刘良专门腾出一层书架放着。现在，他的微博粉丝有近70万人，粉丝发的每条私信他几乎都会回复，怕被怀疑自动回复，他还专门加上不同的符号、表情以作区别。“你哪怕回个符号给他，他也会开心，那为什么不回呢？”
《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成了今年口碑最好的综艺节目之一，这让节目组多少有些意外。在很大程度上，刘良的真性情赋予这档节目鲜明的特性。
“他们有意拍第二季，我可能还会过去。”刘良向记者透露，拍摄时，他没有压力，“平时怎么样，拍时还怎么样”。
“珍惜生命和家人”
每次回家父亲趴在窗户边盯着儿子
刘良教授办公桌上摆满了猪小屁的玩偶。
迎面走来的刘良，穿着干净简洁的T恤，笑盈盈的，一如他在节目中穿着白大褂那样。
刘良爱笑，跟他在一起，很容易被他带得心情大好起来。但他也很容易掉眼泪，聊起一些人和事，眼前这个头发半白的男人，突然眼噙泪水。
一位粉丝在信中这样写道：“您说‘共情的人多善良’，正是因为这样的悲悯之心，您的手术刀才是有温度的。”
身边没有比他更爱哭的男人了。看演出会哭，看电视会哭，看短视频会哭，一个人在家甚至会嚎啕大哭。几乎每次录制节目时，他都会被搞得流眼泪。
“有同理心，共情力强。”他的学生、湖北崇新司法鉴定中心主任屈国强说，刘老师不是把案子做完就完了，他会在专业的基础上考虑案件背后关于社会和人性的东西，“这样能促使一个法医建立起强烈的责任感。”
那些活着的人怎么走出失去亲人的痛苦？是刘良持续关注的问题。“我知道这种痛苦是一两年都拔不出来的。”刘良说，这其实是个死亡教育的问题，不是简单的心理问题，要想办法让活着的人摆脱出来。一位福建男子，妻子和妺妺被杀，刘良在鉴定结束后，一直关注着他，与他成了朋友，直到看到他在数年后走出失去两位亲人的痛苦，才有所放松。
为什么见了那么多生死，内心依然这么柔软？刘良回答：“法医其实非常热爱生活，既热爱生活也会享受生活，而且很珍惜自己。”
“心不好的人做不了好法医。”他在课堂上告诫学生，“要把人做好，珍惜生命和家人。”
父亲病逝后，刘良更清醒了，他开始考虑身后事。今年3月18日，他追随父母，在节目录制时公开签署了遗体捐献协议，这天离他61岁生日还差4天。“这是提前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害怕家人在最后一刻反悔，刘良在执行人一栏写上了学生任亮的名字。
刘良曾经态度坚决地反对父母捐献遗体。
刘良的父母是山东人，1949年南下留在了武汉，一辈子从事出版工作。两位老人了解到同济医学院尸体解剖教学资源紧缺情况后，偷偷到红十字会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而且是那种连骨灰都不会给家属的最彻底的捐赠。征求全家人意见时，刘良不愿签字，“就不同意。解剖室就在我隔壁，我天天上班经过那儿，这让我怎么面对你们。”
无奈之下，两位老人找到学校领导、同事来做刘良的工作，“老人家就这么个心愿。”
回想起来，刘良无论是学临床医学还是学法医，都与父母有很大关系。“母亲当年想学医，但没学成”，成为刘良选择读医的主要原因。大学期间，刘良偶然间读到一位国外医学家的法医学著作，一下子被深深吸引。
父亲病逝的前几年，刘良每次回家都会提前给家里打电话。待走到巷子口，抬头就看见父亲趴在窗户边。这个偏瘫的老人，像个小孩一样把头伸出窗外，高高翘起。有时离开时，走很远再回头，发现他还在窗户边盯着远去的儿子。
父亲走的当晚，遗体就被送到了医学院。那天，刘良睡在父母家，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他突然听到母亲凄惨的哭声，近乎尖叫。“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哭。她以为我们都睡着了。”从那时起，刘良才有一种多陪陪母亲的想法。
“也不知道去哪儿陪，我把他送到这来了，就到这儿来陪。”如今，刘良父亲刘清澜的名字和其他遗体捐献者一样，被镌刻在武汉遗体器官捐献者纪念碑上。95岁的母亲，常常对这个法医儿子说：“刘良啊，我就一个要求，等我走的时候，你在碑上把我和你父亲的名字刻在一起。”
刘良笑她，“你说了不算，那个顺序是按年份来的。”母亲听到后反驳：“这有什么不可以？你找找人，把老爷子的名字挪到后面来。”他开玩笑地回道：“你这个想法挺好，等我走后，是不是再把你们两个的名字挪到我这儿来？”刘良说，那时，他就在纪念碑上永远陪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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