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科技车改”后,公车行驶里程减少近一半,实际上也反证了此前公车私用现象确实严重,而目前虽然效果明显,但采用的主要是内部监督方法,能否一以贯之,“曝光”会否在主要领导和一般公务员之间区别对待,都是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车改难在向决策者开刀,削减数量是根本
国家对于公车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这表明中央政府对“车轮腐败”开刀不手软,但从实践探索来看,推进多年的公车改革并非一蹴而就。
曾在国内引起反响的杭州车改,最突出的特点是公车统一上缴,大幅减少数量。两年实践证明,杭州车改节约公务交通费用约30%。此后温州车改似乎力度更大,除省管干部用车、执法执勤用车以外,所有公车“一刀切”,将1400多辆公车全部拍卖处置,并提出了“近程货币化,远程市场化”进行公务用车改革。
一些纪检干部及专家认为,公车改革之所以难,就是触及了一些人自身的利益。对少部分“顶风作案”者,如果没有过硬措施予以惩处,时间一长,公车私用很可能重新回潮、蔓延。
记者发现,为了规避科技电子眼,仍有一些干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直接停在高消费场所的门口,而是绕到有办公场所的地方停放。有的公车在“敏感地点”放下领导后,立即开回单位,等领导事完之后再来“接驾”。
广州市民反映,过去的公车号牌老百姓能认出来,但近两年新的公车号牌与私车号牌完全没区别,群众监督也难以下手了。
长期关注“公车改革”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分析,相对于浙江等地启动的以尽可能取消公车、进行货币化补贴的“车改”思路,广州运用技术手段监控“公车姓公”,也是一种路子,确实可以减少公车私用几率。
“然而另一些问题值得关注,譬如八千多辆公车都要用技术监控手段,巨大的公车基数决定了必须投入财力才能有效监督,是否也是一种浪费;其次目前通过监控、曝光等监督手段,总体还是内部监督。”叶青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也认为,公车管理不能只依赖技术,关键是要进入外部监督。建议可以为公车贴上“标签”,目前制式车辆已经很少敢于私用,正是因为公众监督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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