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国徽邮票
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伴随着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但是,作为共和国另外一个重要标志的国徽,却没有在大典中出现。之前设计好挂国徽的天安门城楼两重飞檐之间,只好挂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为何没能及时诞生?解密历史档案揭开了其中的原委。(本文选自《百年潮》2012年第12期)
毛泽东提议:国徽是否可慢一点决定,等将来交给政府去决定
1949年6月,距离开国大典仅剩3个多月,各项工作千头万绪,而共和国的标志却尚未确定。16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分设6个小组,各守其位,各司其职。其中第六组担负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博学多才的马叙伦,副组长是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又增加沈雁冰(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都是中国当时最 的高级知识分子。
7月4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召集人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以何种方式为新生的共和国确定标志,叶剑英提议,是不是可以用筹备会的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征求意见。根据这一提议,7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其中对“国徽”的征集要求有三条:(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须庄严富丽。征求作品的截止日期为8月20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应征来稿总量高达数千。但相比国旗和国歌,国徽的应征作品只有112件,不仅数量少,而且几乎都不能令专家满意。所以,在8月22日召开的第六小组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当大家兴奋而热烈地讨论完国旗应征作品后,会议主席马叙伦话题一转提出了疑问:“国徽怎么办?”
大家翻看着为数不多的作品,纷纷摇头叹气,郑振铎说:“现在看来,一个好的都没有。”张奚若发话:“要不我们再等等看。”梁思成提出自己的观点:“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正好拿起一张图案在端详的沈雁冰和徐悲鸿接过梁思成的话说:“这个徽上的朱雀就很好看。”虽然众说纷纭,但马叙伦还是希望在这次会上能够选出几幅相对较好的,哪怕为以后设计作参考也好。于是大家从中挑出了4幅意见相对集中的,准备交由全组再度审选。在两天后召开的第六小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仍然丝毫没有进展。针对收到的作品少且无可采用的现状,会议只能无奈地作出“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的决议。因为找不到好的方案,在随后第六小组召开的几次全体会议上,国徽问题都被搁置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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