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考古专家李灿先生对亳州市郊十多座东汉高规格的汉墓进行抢救式发掘，出土银缕玉衣、象牙尺、珍珠、玉器、陶器、铜器多种，此外，还出土了一批汉代字砖，计562块，约3000汉字，这些汉字承载信息丰富，书写精美，对研究亳州及涡河流域文化经济极具价值，是中国文化的奇葩。

    一、 汉字简化何时始

     《北京唐代古墓发现简体字》，《新华网》发布的这则消息很快被数十家媒体、网站转载。文章介绍：北京房山2013年6月出土的唐代古墓中，除了发现双层壁画外，出土的墓志中还发现了简体字。一些现当代才使用的“经”“铭”“继”等简体写法，墓志中已存在，这些简体字又有楷书、行书不同的书写方法，笔画简洁。

    汉字简化究竟始于何时？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亳州元宝坑出土的汉字砖中，有两块文字内容一样，但书写体例不一样的字砖，颇耐人寻味。

     一是“会稽曹君”，有点隶味，兼有楷意，厚重典雅。另一个是简写的“会稽曹君”，其运笔空灵，“会”的书写和现在行书一模一样，“曹”字简写，“君”更是“动感十足”，整个书写行云流水。这说明“简化字”在东汉已经很流行，并且成熟成型，同时说明两种书写民间都存在。

     我们不好揣测书写者是何种身份，是底层劳动者？亦是监工？还是犯了错误，罚作劳役的官员？细读砖字字体文化底蕴浓厚，龙飞凤舞，狂草痕迹浓郁，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董园村一号墓出土的“谒汤都”，笔划简约，潇洒奔放，是难得的狂草，李灿先生还居此考证出“兰亭序”作者为王羲之，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平息了书法界多年纷争。“牛头也曹”，这块带有简化风格的字砖，显然是作砖者的诅咒漫骂，发泄内心的不满，字体线条流畅，生动活泼。另有一砖，纵向刻写4个字：“是是是后”。第一个字“是”的书写，和现在一模一样，有趣的后两个“是”的书写，均是简写，比第一个“是”的笔划均少一至二笔，且灵活变化，传递着千年前的信息和文化。

     汉字的发展演变当中，一直存在着简化的力量，每一次的简化，都是汉字的塑身，使之更易书写、学习、美观，促进文化的普及和发展，汉代早已有之。从这个角度说，汉字简化是实践需要，而不是理论问题。

    1953年，新中国推行第一次汉字简化，极大地普及了文化及各种知识，但也受到了一些诟病，认为破坏了汉字的构造之美，有的甚至伤了汉字的原意。

     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大变革时期，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开办，汉语在全球受到青睐，108个国家、400所孔子学院、2000余所高校开设汉语课程，吸引了愈来愈多的外国人学习汉语，但是那些几十笔画的汉字，常令外国人头痛，感觉像“天书”一样，难以书写，不利中华文化推广，从这个视角来看，汉字不但不能恢复繁写，看来有必要再简化一些，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民间及网友创造和使用了一些新的简化汉字，有的很有智慧，很好看，并不突兀，我们要站在前人及现实的肩膀上，继承、创新和扬弃。

    二、东汉亳州民间的诗歌创作

     曹氏宗族墓中出土的562块字砖中，有的是感叹，有的是抒怀，有的发牢骚，还有的是写书信。有一块砖上，作了一首五言诗：人为壁乐作，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壁长契）从诗的内容来看，是一个作砖的人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句式上是一首成熟的五言诗，且属有作者姓名。

     五言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在漫长的历史里，它以民间诗歌的形式藏于草根，东汉末年，文人五言诗才正式登向文坛。

     东汉是诗体变化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文学史告诉我们，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诗经》三百篇，分为“风、雅、颂”，诗体以四言为主。秦朝时代短暂，加上焚书坑儒，没有留下诗歌作品，西汉时期，政府设立了乐府机关，朝野庙堂荒效，到处搜集民歌加以整理，文人诗创作颇为廖落，且主要是四言，五言诗在东、西两汉不登大雅之堂，乐府机关不收，各种礼仪场合不用，故只能在民间流行。

     东汉时代，四言诗正处于鼎盛时期，曹操的《观沧海》、《短歌行》、《龟虽寿》等四言诗，均是中国诗歌方阵里扛鼎之作，灿若晨星，耀人眼目，毛泽东对《观沧海》给以极高的评价。与此同时，五言诗也从民间渐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文人开始用这种格式创作，虽然没有 作品载入史册，但作为主要文学形式走上历史舞台，作表作《古诗十九首》。

     曹操宗族墓中出土的五言诗，恰恰印证了五言诗在民间的流行和成熟。同时也印证了亳州在汉代就是一个诗歌创作活跃的地区。基于此，不难理解曹操遗留下来的诗歌里四言诗较多，五言诗仅9首。正是有了这些丰厚的文学土壤和群众基础，才开创了“建安文学”，才产生了建安七子，独领一代风骚。

     三、曹宪墓为何在亳州？

    中央电视台2013年6月6日播出了《东汉曹宪印》，为观众解读曹操宗族墓群背后的故事，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曹宪墓为何在亳州，仍语焉不详，观后心中仍有一个迷团。

     据史书记载，曹操共有7个女儿，大女儿名曹宪，为汉献帝贵人，据《后汉书献帝纪》、《三国志》记载，公元213年，曹宪与二妹曹节、六妹曹华一起入宫服侍汉献帝，次年被封为贵人，汉献帝的订婚聘礼是束帛玄纁五万匹。

    后来曹操因“玉带诏”案，处死汉献帝伏皇后，然后立曹节为皇后。曹丕称帝后，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曹节被封为山阳公夫人，公元260年曹节病死，以汉朝的礼仪，合葬于献帝的禅陵，谥号献穆皇后。而曹宪、曹华因史书没有记载，不知所终。如果不是后来亳州发现了曹宪墓，她将掩藏在厚重的历史里，不为人知。

    1970年代，考古学家李灿先生主持发掘了亳州郊区的一批汉墓，其中有一座汉墓砖结构，墓内总长13.4米，宽6.42米，高1.82米，有前、中、后三室，墓门东向，南北各有一耳室，有走道相连。当年发掘时，墓中出土了一套精美的青铜套印，上面刻有印文，套印为方形狮纽，大狮怀抱小狮，造型别致、典雅，从实物看，应为三印套在一起，上面的印文，大印为“曹宪印信”，中套印文为“曹宪”，遗憾的是最小的一方印未发现。实物证明，此墓为曹宪墓葬。

    嫁出去的姑娘，怎么又回娘家安葬呢？这并不符合亳州一带的风俗。也许，以下分析有助于解开人们心中的疑问。

    《三国志》、《后汉书》、《后汉书献帝纪》记载，曹宪人美志高，一生无子，就是说曹宪是个漂亮且很有思想的人，曹操为巩固政权，把三个女儿都嫁给汉献帝，曹宪很可能是有想法的，加上汉献帝虽为傀儡，对嫁来的曹家三姐妹却是当贼来防，把她们看成是曹操的卧底，因此冷淡是少不了的，可以猜想，曹宪及姐妹在汉献帝那儿过得并不快乐，这一点曹操本人恐怕也是清楚的，当曹宪在夫家感觉抑闷、憋气，便回娘家长住。亳州至今仍有这一风俗。

    汉亡魏立后，刘协禅让皇位，汉献帝遣散自己的皇宫嫔妃时，曹宪趁机提出回娘家，并终老亳州故里。

    曹操是个“改革”者，他眼里没有陈规陋俗，史载操“逢流俗必破之”，作为一世枭雄，他深知三个女儿的不幸福，尤其是有独立思考的曹宪，而曹操犹是一个爱才如命的人，他发布的“求贤令”，他对待蔡文姬的态度均证明这一点，有才华有思想的曹宪可能是他的心结，对曹宪破例安排家人接回娘家，也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答案。

    曹宪为何葬在亳州，我们期望在厚厚的历史里继续寻找证据，支撑上述观点。

    四、东汉时代亳州的酿酒、饮酒与禁酒

    被誉为“酒中牡丹”的古井贡酒，其前身是曹操献给汉献帝的“九酝春酒”，《后汉书》记载，建安六年（公元196年），曹操向汉献帝献“九酝春酒法”，这说明，当时亳州地区的酿酒已是华夏一流水平。

     酒是农业和工业发达的标志，酿酒业背后代表的是物质生产和消费的兴盛。曹操所处时代，正是战乱、饥荒年代，曹操曾下令禁酒，仍有酒喝，印证了涡河流域农业的丰收。同时也说明亳州地区人们对酒的热爱，已超出人们的预料。

     董园村一号墓出土的字砖中，有“尧饮枚千钟”、“祭酒”、“黄？一枚各”等刻字，均与饮酒有关。

     元宝坑一号墓出土的字砖中有“沽酒”及“沽酒各半各”，其中，“沽酒各半各”令人费解，李灿先生认为“各”是一种盛酒的容器，是器物，而另一种观点是指人，这句话的意思是打酒的钱，两人均分，各付一半，目前，亳州博物馆的讲解员，既采用这种介绍方法，听后感觉汉人很新潮，当时就发明了“AA制”。

     不论那种观点，这块字砖上透露的信息均说明烧砖的劳动者饮酒已很普遍，成为生活的必需品。

     涡河流域具有丰厚酿酒资源和历史，从蒙城元始第一村发掘出来的酒器考证，酒当时已用来祭祀，不过，那时的酒是沟通天地、沟通人神之间的媒介。

     中国最早的售酒广告，也出现在亳州附近，战国末期，

     韩非子《宋人沽酒》“宋人沽酒，悬帜甚高”，帜，酒旗，相当于现在的广告，宋，就是今天的商丘、亳州一带。

     西汉初，由于秦亡，群雄角逐，战火连绵，百业调敝，

   亟待休养生息，所以曾严令禁酒，《文献通考》记载：“三人以上无故群饮者，罚金四两”，西汉中后期，酿酒业逐渐恢复，便遇灾荒之年，朝廷仍下诏禁酒，以防浪费粮食。

     到了东汉，酿酒业开始兴盛，且分布广，饮酒不仅是宴客的需要，而且成为精神生活的重要特征，饮酒的功能为之一变，酒与政治、文学创造紧密连在一起，诞生了曹操的“煮酒论英雄”，以及《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名士，无不以豪饮作为标志，阮籍用豪饮大醉，婉拒儿女婚事，刘伶外出，常常携壶酒，命仆人荷锹跟随，嘱其“死便埋我”，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成为东汉魏晋酒文化上的佳典。

    东汉末年，因天灾和战争造成粮食短缺，曹操“表制酒禁”，而孔融却反对禁酒，《后汉书•孔融传》记载，曹操与孔融“频书争之”，就是写信互相展开辩论，孔融写下了《与曹丞相论酒禁书》等，由于孔融态度强硬，加上他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最后曹操“以微法奏免融官”，结束了这场辩论。

     五、曹魏时代的中日交往

     历史上，中国与日本的交往，曹魏应是分界线，之前较少，历史记录，廖廖几笔。司马迁《史纪》记载，幻想长生不老的秦始皇，派遣徐福率童男童女千余人，以及五谷百工等到蓬莱仙境寻找仙药，据说，蓬莱仙境就是指日本列岛，这是中日交流史上最早的美丽神话。班固《汉书》记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这是正史里第一次记载中国与日本的正式往来，但仅限于中国边疆地方政府的乐浪郡，并没有达到西汉首都长安，因此，严格来说，不属于 交往，况且班固依然是根据民间传说记录。

     中国正史里，最早给日本立传的是陈寿的《三国志》，其书详细记载了倭女王与曹魏7次使者交往的过程，包括礼品、赏赐等。据《三国志倭人传》，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求诣天子朝献”，日本使者难升米要求直接向曹魏明帝“朝献”，邪马台女王是一个拥有30多个倭人属国的国王，使者来到带方郡，通过郡守请求去魏都求见魏明帝，魏明帝准许使节赴魏都，盛礼接见该使团，并于当年十二月颁赐倭女王卑弥呼《诏书》，封其为“亲魏倭王”，《诏书》还记载，倭人贡品除“班布二匹二丈外”，还有“男生口4人，女生口6人”，魏明帝为显示大国风范，回赐大量物资，包括绢、刀、锦、镜、帛等，这是日本派往曹魏的第一个使团，从这一年开始，到正始八年（公元247年）止，历时十年，日本派往曹魏使者5次，曹魏派往日本使者2次，其交往的频率，远高于唐朝。倭女王通过加强与魏国的交往，目的在于通过加入中国王朝的册封体制，取得承认和保护，借以提高自己的权威性，维护对属国的统治。同时，日本借机学习中国先进的文化和典章制度以及缫丝及纺织技术。可以说曹魏时代开创了中日外交的先河。

     《倭人传》记载，卑弥呼即位前，一男性为王，倭国大乱，攻伐历年，卑弥呼即位后方安定下来。当时日本没有文字，更没有用文字记载的史料，所以《三国志倭人传》是记载日本历史最早最重要的史书、惟一的典籍，而“倭人传”记载的倭国大乱，又过于简略，难免让人产生疑惑。

     元宝坑一号墓9号字砖，砖的侧面纵向刻有两行6个字，分别为“建宁三”、“四月四”，“建宁”是汉灵帝的年号，“建宁三”应是建宁三年，即公元170年，“四月四”应是四月四日，则是这块砖坯制作的时间；七十四号文字砖刻有“……有倭人以时盟否”，李灿先生考证，这句刻辞就是当时亳州的口语，和目前的表述差别不大，意思是“倭人结盟了么”？由于前面的字残缺，仅从这句话推测，似是某人向对方询问战乱是否平息，互为战争的各方是否结盟？还有一种说法，该字砖亦可能为倭人手迹。字砖的刻词，从实物的角度，旁证了《倭人传》记载的倭国大乱历史，而且推导出，大乱是在卑弥乎派遣难升米来中国前的68年前后。

     曹氏孤堆北一号墓出土的6号字砖刻有“汉子劳独”，九号字砖刻有“戴子石豪”等人名，与汉人名字不同，据专家考证，应是生活在亳州的日本人。这些人怎么来到亳州，后又去向哪里？希望引起专家学者们的深层次研究。

     六 、黄巾军起义究竟准备了多少年

     东汉末年，外戚专权，宦官秉政，政治腐败，边疆战事不断；与之相伴的是土地兼并严重，农民生活困苦，各种社会矛盾尖锐。

     从元宝坑一号墓出土的字砖里，可以窥见当时底层人民心中的怨气和走投无路。

    17号字砖刻有“作苦心丸”

    30号字砖刻写一首诗：“人谓壁作乐，作壁正独苦，”却来却行壁，反是怒皇天。”

     33号字砖刻写：“世何等言兮，大兄临无可食。”34号字砖刻字“当奈何”。21号字砖刻有“牛头也曹君”，刻写者仿佛是咒骂。39号字砖刻写“为将奈何，吾真愁惶”。

     其中32号字砖刻写“苍天乃死”，这块字砖，已被中国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调走珍藏。“苍天乃死”是太平教鼓动民众造反的口号。

     在民不聊生大背景下，河北人张角创立了“太平道”，张角精通民间巫术，他以行医治病为幌子传教，先是在灾情严重的冀州，吸收大量徒众，然后向颖川、南阳一带拓展，传教中，太平道的教义不断丰富，目标、组织、口号、宗教仪式、活动内容等逐渐明晰，并在农民中暗暗传播“苍天乃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鼓动农民造反。

     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是个甲子年，史载张角经过10年精心准备，以头戴黄巾为标志，发动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虽然历经10个月战败，却引发了汉末军阀割据、三国争雄近100年的战乱。

     据《后汉书》记载，“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历史记载，当时的一些基层官员、豪强也参加到信徒当中。

元宝坑一号墓9号字砖刻有“建宁三”、“四月四”，建宁三年是公元170年，证明一号墓建造时间大体在公元170年4月。从元宝坑32号字砖中透露的信息，说明太平道信徒及传教活动在公元170年之前已在亳州客观存在。
 

     张角最初是在河北冀州一带活动。当初张角带着他的两个弟弟张粱、张宝看病行医传教，人员很少，能从河北、河南，进而拓展到安徽的亳州，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这样远距离、大范围，没有一定时间是不可能的，可以分析出，传道时间应该在公元170年前相当长一段岁月。

     假如从公元170年计算，到黄巾起义爆发时，已有15年，若按字砖记载推算，黄巾军起义传教酝酿应该在15年以上，约在16—20年之间。看来史书记载的时间，随着考古实物的发现，应当改写。

     一场大规模的借助宗教的农民起义，居然悄悄酝酿了近20年，当时朝庭竞视而不见，任其发展，他们忙什么呢？就在他们互相倾轧，内斗不止时，源于底层的汹涌暗流竟成滚滚洪涛，最终埋藏了自己。这再次印证了水能载舟，水能覆舟，腐败就要灭亡的道理。（来源：静雅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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